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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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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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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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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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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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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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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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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驳7月14日人民日报:《依靠各族群众维护新疆稳定》
   
   
   只有政权合法,才有人的人格独立,才有意志自由

   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才是秩序的条件
   只有政权合法,社会才能是真正的平台
   处在平台上的分子才能自在的“是”其所是
   秩序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伦理所致成
   只有所伦就是人的日食住行、七情六欲、人伦日用
   只有伦理所根据的不是外来加于,不是从征服出发
   社会所呈现的才是人的秩序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奠立在征服原则上的
   其所伦之理(共产主义)就是如何征服
   秩序所呈现的不是人伦,而是党伦
   充塞着征服性的党伦怎么能保证人的秩序呢?
   因为社会伦理所关的是人,不是党
   所以要安定,只有政权合法
   政权合法就是取消党伦囬归人伦
   
   
   1、为什么说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保证不了新疆的稳定?
   
   因为以民族冲突的名义发生的乌市骚乱,是中国社会危机在一特定领域、特定地区的表现,“各族人民”只是这个领域、这个地区的的特征,不是危机的本质。难道杨佳行为、邓玉娇行为……汉源、瓮安、石首事件……不是冲突?不具有危机的性质?在中国,还有不处在临界冲突的净土?所有地区、领域的普遍高涨着社会危机又叫什么矛盾?多民族聚居是地区事实,不是对矛盾的揭示,因为非民族聚居区也天天在上访,天天抗议,天天死人,到处都是冤声载道。这层出不穷、日益加剧着的、普遍的社会冲突要求同一个解释: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义下,那就必有一有效于这块土地所有危机的原因,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冲突,不论以什么名义发生,都必定是这个原因作用的结果。
   
   不同民族中的人发生的冲突,只是社会根本矛盾在民族事务上的表现,民族性只是本质矛盾借以表现的条件,不是那矛盾本身。就像人的道德,永远只有一个:即我知我和所有人类成员都是人,所以我有义务保证我的行为不把我所不能接受的事加给别人。只是在政治家那里它表达为良相救国,在医生那里表现为良医救人,在师者表现为为人师表;在父则应慈,在子则应孝;处庙堂则应想到百姓,处江湖则应匹夫有责……不同的只是生活的领域和所处的地位,并非一个领域、一个地位会有一个原则。哪有什么八荣八耻,只有知耻而后勇!所以说----
   
   新疆的稳定只是中国社会安定在这地区,汉维两民族间的事,是中国政权是否理法上合法这个总原因在局部上的表现。而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否是个秩序问题,秩序的态势是由人与人、人与环境联系是否合理来决定,决定人际联系品质的是用来奠定社会的制度,所以中国社会是否能呈现安定、健康和生机,要考察的是中国社会的总理念是否合法,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否合法,不是可从某一具体地区,某一具体领域孤立探求的,因贯彻在这一国家所有局部、所有领域里的是同一个理念,同一制度,又是同一个政权来贯彻,所以“依不依靠各族群众”并不改变社会总理念和总制度的性质。理念、制度、政权的非法性质不被改变,处在中国这个整体上的任何局部、任何领域的稳定就都不可能。因为社会秩序不是由维护,而是由正义来支持,所谓正义就是人能够自由地“是”其所“是”。
   
   
   2、“依靠各族群众”这个概念的能动性被依靠者所独占
    “被依靠的群众”处在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
    群众连发生作用的机会都没有,又依靠它什么?
   
   这个语境中,“依靠”是动词,是动词就是行为。行为只能是行为者(行为主体)的行为,在这里,主体已先行独占了全部支配资格。“群众”只是被行为所关涉的对象----是纯客体,连一丝一毫的能动性都没有,其发生作用的可能性全被行为主体所剥夺。因为能被依靠的必须是力量,可力量又只有被使用才成为力量。
   
   在这个语境里,只有主体才有能动权。“各族群众”的能动资格全被“依靠者”所占,又哪来的发生作用的机会?在所有需要“依靠”的联系里,都必定有一个“用什么来依靠?”,共产党会说:用党的方针、政策。用的既是“党的方针、政策”,那么“依靠”的就不是各族群众,而是“方针、政策”。各族群众就只处在被方针、政策所作用的地位。下边这段话就是共产党“依靠各族群众”是骗局的自我揭穿:“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以来,党和政府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恢复了社会秩序。”原来醉翁之意只是“党和政府”,是“党和政府”在“紧紧依靠”。
   
   这便可清楚地看出:“党和政府”是加于者,驾驭者,“被依靠的各族群众”只处在被加于的地位,是被驾驭者。至此我们应明确:“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等等一类饲汇,全是被意识形态强奸后的,被意识形态侵犯了的,它们所以能被提出,是以丧失本己性人格的人为条件,只有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奴仆后的人才有提出的机会。
   
   因为人对理的发现首先仰仗经验事实,可这些词汇是纯道理,对它的揭露得靠反思,不经持久的实践无法完成对它们的矛盾的揭示。这些词汇只有占有发号召地位的人才能提出,能发号召需要在发号召前被赋予使命----因为只有据于任务才有提出“依靠群众”的必要,以回答依靠群众去干什么?那就是去完成或实现任务。而只要是任务,就必是一定条件限制出来的,敞开性里永远不会有任务。因而凡任务就必已被形成它的条件所裹胁。我们所批判的这个命题的任务是什么?----就是稳定。可这个稳定是共产主义宗旨下的,可做为事实的人不是共产主义的产物。而共产主义做为特殊意识早在任何具体任务前已由制度加给了社会,成为无所不在的的规定性。即使在实际任务前不故意提它,那任务也早已被它所包裹。因为正是意识形态的贯彻造成了矛盾,那任务就是由意识形态的贯彻所造成的矛盾所导致,又怎能不染有意识形态性,不被意识形态所包裹呢?
   
   不妨去看非意识形态型社会,那里不充斥此类语汇。因那里没有共同任务,各人生活各人的,与什么人交往不与什么人交往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生命,在自已以外没有服从性。哪还需对群众的依靠?政权只是管理,并不负有对人的意识做重塑的任务,政权的施行便只处在服务地位,它只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对策,政策可能遭到抵制,抵制达到相应规模就意味着失当,政权重新考虑的是政策,人的主体性不受动摇。政权对人没有重塑要求,就不可能有共同任务,当然就不需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类语汇隐含着一个必须的前提;即需要群众共同来对待,可需要群众共同对待的事情必须具有公共性,比如“抗战”就确是全民族的共同任务。可不管共产主义理念远不远大,它都不是公共任务。理由是:共产主义是个主观理念,人的固有性质里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可以肯定:由社会主义决定的任何任务都不是人的本己性,如果它是本己性,那它就是自身实现的,自身实现自身还需对公众的依靠吗?----醋本就是酸的,还需借助外力才能酸吗?胡锦涛的生命的实现还需借助江泽民或邓小平这些外力吗?所以需“依靠群众”来解决的必定不是人的固有性,它若是人的固有性就决不需依靠群众。它是固有的,就是人的自身,那还用依靠?人的存在只需要环境允许人格独立,不需要依靠。一旦“依靠群众”关系成立,所意味的就是个体的人已被捆绑在一起----独立性丧失殆尽。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秘奧。
   
   
   3、是共产党掌控中国,还是汉民族在掌控中国?
   
   中国,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念,还是以汉民族的民族性为最高理念?是共产主义下的民族政策,还是民族政策下的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各个民族的痛苦是来于共产主义,还是来于民族间的差异性?只须读一读这些追问,就立马得到结论:共产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因不移的定律是:什么是社会的驾驭力量,什么就是社会危机的祸源!这是不变之理。不错,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汉人,而且那七千多万共产党员至少七千万是汉人,只有那个零头是少数民族。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经验误解的条件。不仅维族同胞如此,许多民运人士的叙述也含着这个糊涂看法。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咧着他们的狼嘴正天喊:要牢牢掌控宣传、與论的主导权,保证宣传、與论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足够证明: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汉人,但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汉民族的民族性为宗旨,它贯彻的不是汉民族的民族性,而是共产主义的征服性,所以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来自汉民族的民族性,而来自共产主义这个先天带有征服性的理念。是共产主义的征服性造成了国家无处不在的危机,乌市冲突只是无所不包的矛盾在民族生活方面的表现,不属民族性本身。语言不同、体征也有不同是客观的,它不影响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是人类永恒不移的追求,所以民族不同并不必然的包含矛盾。只有信仰才是矛盾的唯一来源:什么东西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害,什么就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任何客观性都不会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害,只有主观性才能造成对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碍。民族性是客观的,信仰是主观的。对共产主义和真主的信仰都是主观上的,这两个信仰构成不共戴天的冲突。
   
   仅从字面上看,“共产”并不直接=征服。但它的内涵却就是征服。因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无不是独立自存的,人也一样。可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共”,不取缔了独立性又怎么能“共”得起来?事物的独立性是不可抗拒的,你要让它“共”就非借助外力不可,一借助外力就是征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不是征服的最高表达?人类社会的五形态表述是不是对征服的支持?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必导致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不是对征服的合法性的证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不是为证明征服有理而写的?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就是征服有理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是不是为征服开创的理由先河?……所以说,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总因。因为物质的生命的独立性不可能被“共”,只有人的主观意识才能在外力威胁下发生“共”的妥胁,因而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用外力威胁来强迫人们妥胁以求“共
   产”的主张。但因生命的独立性无法改变,人一旦处在非妥胁条件下,意识的独立性立马顽强复活----本性难易呀!这就是中国社会所以陷予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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