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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1、乌市骚乱在现象层面貌似民族性仇斗,但本质上不是民族间的!
   
   王希哲说乌市事件是在“‘反共’口号烟幕下的“恶性挑动民族矛盾,残害无辜群众的暴乱”。

   
   我同意这一事件在客观方面具有“残害无辜群众的暴乱”性质,应予惩处。但不同意“恶性挑动民族矛盾”这个说法,也不同意在“‘反共’口号烟幕下”这个立意。因为你连“‘恶性’挑动民族矛盾”这个句子都没造对,又怎么保证立论的正确性?因为:挑拨没有良性的,用心良好不叫挑拨,而叫劝导或教育或启发。你竟用“恶性”来做挑动的定语,这是种为蛇画足的蹩脚句,至少证明你只知要写却不是反思下的写,写错了也不自知。循环有恶性良性,某些疾病如肿瘤也有恶性良性,可“挑动”揭示的就是用心的不可告人,它能不恶吗?句子里连反观都看不到,又怎么保证总立论的当且仅当呢?“逢共必反”的口号也不是烟幕,而是理性规定性的绝对真理(此论上节已说)。
   
   我对这次事件的性质认定是----
   
   维族人把做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然品性间的对抗所造成的痛苦,拿在了民族关系里来处理。我们能从中国官方报导中看到的只是:不能思考、情绪激动、因没受教育而带有的野蛮,不能抑止的报复、仇恨心理……看不到挑动用心,我猜测,他们海外的机构,是有发消息影响他们的可能的,可事实是共产党就在他们跟前,天天都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天天都在树立“远大理念”,天天都在“八荣八耻”,都影响不了他们,海外的热此亚即使挑拨,又有鸟用?所以我认为评论这一事件应持两个立场:一是就事论是的立场;二是把这一事件放进中国社会这个总背景,即刘路说的总“政治氛围”中去考察的立场。
   
   前者只可用于对事件的处理:施暴杀人就是暴徒,当然应当按杀人犯来惩处。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一具体事件的发端就在那些闹事者。闹事前,他们的仇恨已经很深,报复心也已很强烈。这些人心里的仇恨与报复可能染有民族性,但染有民族性并不等于来自民族性。他们的染有是因为愚昧,不懂,未必出于挑拨。挑拨得有一个明确发源,而这些人的行为就发源于生活习性的直接、愚昧、野蛮,不识理。
   
   后者用为思考:政权到底应以什么为本?我认为事件就是事件,但酿成事件的原因并不=事件。而是事件所仰仗的社会这个总背景,总“政治氛围”。因为总背景,总“政治氛围”是规定要素,由它的作用规定出各类事件,事件是被规定,是结果,是被动、受支配。做为事件可以也可能做孤立考察,做为事件的酿造与发酵它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于总环境、总政治氛围这个条件。总环境,总政治氛围就是社会的制度,因为制度是社会的理性规定性。要处理事件立就事论是,依据事态的真相;但在战略调整上,却需对总环境,总政治氛围是否符合人性做出考察。即社会的理念、制度到底符不符合人的固性质?
   
   只要发生在中国的事件,都不能逃避在中国社会总理念,总治术之外。没有独立在全局外的局部,也没有独立在整体外的部分。一棵树上的果子焉能不具有这棵树的性质?胡锦涛身体的任何局部,又焉有不是他生命的DNA ?共产主义中国不可能有独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外的民族路线,共产中国的施政所贯彻的就是共产宗旨,它是为贯彻共产才施政的,在它的各方各面、各角各落所负的责任都是共产主义,不是人性本性。又焉能在民族问题上发生对人性的负责?在汉人范围内共产党贯彻的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负责,难道在维人那里v就能对人性负责?共产总理念决定下的制度的总性质当然不可能以人人生而自由,而只能以共产意识为最高责任,共产意识为社会的总根基。这个总根基上能结出人权的果实?所以说不只是在中国社会,应该说所有共产主义政权下,不论地区、民族、信仰同不同,社会危机的唯一根源都是由人的自然性不能与共产主义意识性相调和所造成!因而说乌事7.5事件在本质上是个人权问题,却因当事者的愚昧错把人权问题当成了民族问题来对待而造成的大悲剧。
   
   2、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大汉族主义”这个观念
   
   最强盛的唐朝,太宗李世民不是正宗汉人,好像秦始皇也有非汉血缘。魏晋后的中国北方是由五个少数民族的撕杀相继的十六个政权,后来南方也出了少数民族政权。北宋后的金,南宋与金又同归为元,元朝是少数民族的一统政权,经了明朝不足三百年又亡于满族,中国又一次沦为少数民族政权。直到1911年清帝才正式退位,至少在五、七百年里汉族是受统治民族,光是“反清复明”的口号就喊了近三百年,哪来的“大汉族主义”?南此朝是一个民族融合时期,许多少数民族都融进汉族,现已找不到它们。今天的基因调查发现已无真正的汉人。现在还有多少满人?我不清楚,但知道懂满文的只有百人。这满人的汉化并非“大汉族主义”逼迫,而是汉文化身的成熟,优势:使顺治、康熙都喜爱汉文化,被汉文化所征服,使满文化不自觉地融和进汉文化。他们的后代就不是v喜不喜欢,而是已经汉化到不知还有魏晋了。如果真有“大汉族主义”这个观念,又哪来的“反清复明”、“驱除鞑虏”、“五族共和”?
   
   共产党说的“大汉族主义”所根据的不是事实,而是出于统治需要----他们怕聚居的少数民族发动独立。才提出“少数民族政策”,这个政策并不基于国情而是基于统治。在这个政策下才有“大汉族主义”提法,事实上任何由正义支撑着的政权都用不着鼓吹民族平等,因为自然中的人在性质上本就无例外,无例外即平等。一切需要鼓吹民族平等的政权,都是因深知自己就建立在不平等理念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所表达的就是征服,“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它是征服文化的铁证。正因它以征服为出发,它才对内也怕,对外也怕,它才东也防,西也防,出于防备的需要,它才需要一套执行特务使命的政治工作系统,以完成内外监视,它才需要少数民族政策,以名义上的胡萝卜来捍卫已完成的征服。无论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还是现实上考察,都根本不存在“大汉族主义”这个观念。它纯是为服务于共产党骨子里的恐惧,它在内部用政治特务系统来监视,在民间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威摄,在民族问题上就用“大汉族主义”之名迫使汉族区在生活方面向少数民族忍让,以支持在维区执行的高压政策。所以所谓“少数民族政策”纯是一种欺骗。欺骗是共产党的用心,既要欺骗就得做表面上的证明:各中心城市都有维族群,我曾为一个叫艾买提的人片过羊肉,他是砖窖的厂长,35岁退休由他40岁的哥哥接班,来青岛卖羊肉串,他说他有六个老婆,我看到他打女人,但不知是不是他老婆。他们租很拥挤的房,很乱、很脏,咱们是没法在那种环境里生活的。八三年时,已有人在青岛生下三个孩子。当时青岛人觉得他们中最漂亮的年轻女人竟嫁给一个已婚多囬的麻脸老人,他们的脏,身上的味都不是我们能习惯的。他们中有犯案,青岛当局就把他们送囬去,可能是85年,我住的那一带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刑警只把人犯押解囬籍,曾引起相当不满。在汉区姑息,在维区镇压,是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真谛。我承认共产党骨子里对维人很不友好,但这种不好不是只对维族,而是对一切有独立要求的人,共产党用“反革命、敌对势力”来对付汉人中的独立要求,对付少数民族的独立要求就变成了分裂势力。其本质是一个:维护统治。处处提防才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在,三种势力不过是处处提防在民族关系山上的运用。共产党恶毒用心下的民族政策,加剧着民族间的仇视,成为一个严重的隐患。
   
   共产政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负责这个总理念、总治术,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民族关系所呈显出的危机只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负责”这个总矛盾于民族问题上的贯彻表现。且不可上当。
   
   实实在在的说一句吧:共产政权不倒,这个问题不会得到解决。
   
   汉文化悠久而成熟,它成之于农耕的循环性和稳固性,虽几经亡国,文化却延绵不断,正是文化的优越与成熟才多次同化统治的异族,不兵而复兴,汉民族是一个由礼治规范成秩序的民族,行为温和,以寻求共识,达成妥胁为出发,其理性处在相当间接的阶段。维吾尔是个游牧民族,习俗中设有农耕的稳固性、循环性,更易受情绪驱使,其行为多从直接性出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这是每个有阅历的人都看到也都承认的。所以他们就把共产主义极权造成的矛盾拿在民族领地里来对待。这个问题真不好解决。前苏联境内的鸟克兰、科索沃,前阿尔巴尼亚、前南联盟都没有汉人,不也照样发生了深刻的民族冲突吗?这证明只要以共产主义为社会的不容动摇的责任,冲突、危机就不可避免。这又证明:民族冲突的真正原因不是维汉两个民族间的,而是共产主义这个特殊意识与人的不可移转的自然品性间的,二者的不可调的矛盾所导致。
   
   2、中国社会的总理念,总治术是什么?
   
   它就是邓小平说的“立国之本”,即中国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统治、马、列、毛、邓、江、胡的意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谁不听就镇压”。邓小平这个人只能活动,有其机智与果敢,但他是一点思想也没有的,所以他不只是在立场上反动,而且说的话也不准确:他弄不清“本”是不能立的,因为“立”是人的行为,而行为是意志的选择,意志是后天。而‘本’却是天然,不可抗而有,若人能立“本”,那“本”还叫“本”吗?。就因“本”不能由意志来立,它才叫做“本”。人的进化能够发现“本”,因认识的更加广阔和深入,人就发现了自己是天然事实,一切天然事实的“本”都是独立性,便在施政中承认它,肯定它。把它做为政治的出发点。人能为政权、统治立本,不能为国立本。他说的“立国之本”实是政权、统治之术。毛泽东说“大乱达到大治”就证明他们所能自觉的只是统治,不是统治所基于的理法:人的存在是不能抗拒的,因而人的往下存在也就不能设想去做抗拒。
   
   3、中国社会的总矛盾又是什么?
   
   它就是由共产党用强力加给社会的“共产主义”这个总理念、总治术所表达的特殊意识与人的自然品性间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社会的根源就是人,而人是自然事实,自然事实所能服从的永远都是无所不在的自然律。
   
   只要人存在了,还能退回去不再“是”人不成?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没有人的性质,既有人的性质就必有性质的表现,人的最根本的性质就是生命独立性,因而不管自觉到与否,生命独立性非在生活中顽强地表现不可,这种表现若在我等身上,就被共产党视为反革命,敌对势力,若在藏、维人身上就被视为民族分裂势力。因为共产党的创立者和它所有处在决策地位的人都是汉人,这使经验眼光的判断很容易把共产党错认为=汉人。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却又很难纠正。我们务必弄清:在中国是总的统治路线来统领民族路线,不是民族路线来统领总统治路线。所以才说共产政权的根本性质就是它用对意识形态的责任取代了对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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