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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1、民运没有共同纲领,不是政党

    民运是百花园,百家姓

   

   王希哲在七月六日发表《坚决反对一切恶性挑动民族矛盾暴乱的声明》:“中国民运,中国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恶性挑动民族矛盾,残害无辜群众的暴乱。不可在“反共”口号的烟幕下,失去维护全中国人民整体的和长远利益的基本立场。”还说:“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应该改变自己海内外的形象,坚决摒弃“逢共必反”的立场……”

   

   王希哲自己可做任何的选择,但他要中国民运全做这种选择显然过于凌驾!因为个人自由不以错不错,而是以违没违法为限,向别人提出要求已超越了意志自由的限度。须知:生命是个体的,意识是个体生命的组成成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生命有理性,而是人人都是理性存在物。所以人人都享有自主资格。意志自由这个资格不来于教导,而来于“生”。因教导全是选择的,个别的,而“生”的性质却绝无例外。希哲的倡导是一种教导,“生”却是自然事实,即不可抗拒性。所以不应听希哲的,而只应听天命的。

   

   “中国民运,……必须坚决如何她何……”这至少是选择,不是不可抗。因而“必须坚决如何”非法。所谓合法就是合于不可抗,非法就非在不合不可抗上。向全体民运提任务或行动纲领需要一个条件----即权威性地位:要么你是共认的领袖,要么被授权。因为“民运”不是宗,不是门,不是独立政党,不是建制集团,民运也没有共同教义;“民运”是百家姓、百花园。百花园里怎么可能一枝独秀?百家姓怎么可以不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各姓各的?只有在法轮功的性质或某独立政党的条件下才可提统一步调,还必须是主教、领袖或被授权者才有这资格。因法轮功是由唯一教主所创立,又围着同一教义来活动,它的教主或教主枢密可以向它的会众提统一步调,规定共同任务。建制政党有党章,有领袖,当然可以在全党统一步调,否则还叫什么政党?民运可不是政党,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共同领袖,它甚至连共同理念都没形成,谁都不可凌驾!否则还叫什么民主?民主不就是敞开的批判性吗?不就是各坚持各的又互相尊重吗?基于民运的民主内涵,王希哲犯了把个人立场当成向公众的呼吁来对待的错误。

   

   

   2、共产党是事实,“共产”却是道理。二者不可同语。

   

   王希哲所以有此立论,是因他的个人理性没完成洗礼。理性洗礼是反观的,王的议论却是直观:反观是自已既做主体又做对象,由自己看自己,或自己被自己所看。把自己的意识产品一一区别,看看哪是自己哪是对象,哪是材料哪是结论,哪是意志哪是认识,哪是揭示哪是情绪……?因他的个人意识还没完成共产党是个事实,共产主义却是个道理的区分:共产党做为事实,它既能做坏事,也能做一些好事。因为事是故意地去做的,土匪也不是一件好事不做;但一概念反映什么理它就是什么理,不能通过故意去改变。“共”做为关系它反映的就是取消独立性,不能故意地另有反映。反映道理的概念不能像人故意做事那样,今囬这样故意,下囬那样故意。概念反映了什么理就永远反映那个理。“共”反映的永远是意识的唯一性:只有取消独立性,才有意识的唯一性----不取消人格独立性又哪来的“共”?

   

   不错“共产”说的是“产”,不是意识,但“产”是客观事实,人也是客观事实并且独立,共不共产都改变不了最终消费还是个人,也就改变不了财产占有在终极上的私人性。所以,共产在“产”上的错误就容易被经验所发现,从而被克服,如经济上的官办就被改革开放所纠正。但实际的共产主义实践所“共”的并不是“产”,而是人格独立。因为人格是由意识所造成,意识做为能力可以这样故意,也可以那样故意,在外力的威胁面前,被迫妥胁也是故意。所以“共产主义”就只“共”在人的“能够故意”妥胁这个限度内,只在妥胁以内才有“共同意志”,才有那“远大理念”。其实也就是用暴力逼着人去撒谎唱颂歌。毛泽东发动中苏论战,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所完成的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分,他强调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到胡锦涛手里被说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语道尽共产主义的庐山真面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用暴力来胁迫人们向它妥胁,让人们用故意来丧失人格独立,以屈从统治。人的意志能够故意,并不=人做为事实也能故意。共产主义实践的后果造成的就是人的双重性:在社会条件下不得不摆党谱、说党话,在个人条件下却依然还是自然事实。人格的普遍双重性,就是统治形态的专制、极权。可见,“共产”做为反映思想的符号,它只能造成专制,极权,其实践只能是对人性独立性的取缔,不取缔独立性又怎么“共”得成呢?所谓“共产主义远大理念”不就远大在取消人格独立性上吗?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就形态在不要人性、人意、人情,只要党话、套话、谎话上吗?归根结蒂还是取缔人格的独立性!

   

   不错,共产党是用“共产”为原则构造的人际事实,以共产为行为的出发点,以共产为伦理根据就是把共产当做最高责任。人的负责虽由意志来承担,但应对什么负责却不是来于意志,而是从天命里领受的。能负责的虽是意志,可意志是后天习得,人的生命在习得前已经存在,因而它对什么负责这个关系便也已存在,是已经的、先天的----人只能也只应对生负责。用外力强加的对“共产”的负责就必陷于人的自然品性的不可调和的对抗中。政党是贯彻理念的集团,所以共产党既要保全自身,又得对社会负起责任。在实践上既要自身安全,就得谁要不服就消灭、它就镇压,这就是反革命、右派、敌对势力的原因。它既是社会的控制力量,也免不了要对社会负责,它也得消除土匪、恶霸、杀人犯……所以它做为社会的主宰力量不能一点好事不做。毛泽东死了

   后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就可算为满足衣食住行的好事。但这一好事并没有消除社会对立,社会反而更加紧张,以至到了今天遍地烈火的地步。这证明做好事可以故意,但共产主义做为道理并不能故意,它是个不变之理。

   

   无论怎么做好事都不能动摇“共产主义”永远是专制、极权,因为任何概念都是理性规定性。做好事并不能改变“共产主义”必须以取消人格独立、意志自由为条件。所以就不能因那以镇压为自身安全条件的共产党某时某地也抓黑社会,也惩罚杀人犯,就认它能成为可变的,能立地成佛,能不再以取缔独立性为自身安全的条件,这是绝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专制、极权的道理,理性的规定性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说“逢共必反”说的是个理----即共产主义永远是一种以消灭人格独立性为条件的主張,在理上必须坚持“逢共必反”!把共产之理从实践舞台上扫除!让它永远不再进入实践!所以,只要叫民运就必须“逢共必反”!因为民运也是一个理,民运与共产是誓不两立的对反之理。

   

   3、民运又是个什么理?

   

   民即复写的人,人是自然事实,民是成了群的人。虽说人民也是社会用词,但它只是用社会的立场对人是自然事实的承认,并没赋予它主观品性。所以“民运”这个概念反映的就是:因在自然那里人的生命是独立的,到了由主观能力造成的社会联系里,还应尊重自然对生命的造就:生命独立性就因可以被意识而演变成人格独立性。

   

   人格独立性说的就是人人都能意识,所以人人都应有自主资格,这就是民运。争取民主即争取在社会联系中贯彻人格独立这个先天事实性。为什么需要争取呢?因为人的意识是后天习得,因而得到的就有多有少,造成的意识就有高有低,表现为不同的阶段。争取民主一方面要斗争,另一方面要证明。证明是为唤醒良知,是斗争的重要手段,当人意识到共产主义不只是在实践上,而是从它做为道理上就是以取消人性独立性为条件时,它是非灭亡不可的。所以民主与爱国扯不到一块,因为民主是历史的必然进程,而爱国不是历史进程所内涵,而是以国以民族为条件的立场。因此希哲说的“中国海内外爱国人士”这个概念并不隶属于民主即民运。这话至少偷换了逻辑。民运只争取民主、宪政,不是说民运人士可以不爱国,只是说民运概念里涉及不到爱国。国做为概念是抽象的,空的,但中国却是实际的、具体的,即以反人性的共产为主张的,至少目下还是共产党控制的一架绞人机,爱国与爱共产党难以区分,爱国就有架空民主,否定宪政的倾向,因此在民运为出发概念的条件下,不可提爱国。若要提必须用定语加以限制,找到提爱国所必须的事实。

   

   民运即争取意志自主,人格独立的人。民主所表达的就是生命独立,因而意志自主。因意志是生命的构成,而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个体的,所以意志自由就以人格独立为条件。“逢共必反”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先决条件。不可能在“共同意志”、“远大理念”的条件内实现民主和宪政。因而“反对‘逢共必反’”这个立论就既是矛又是盾,既是方又是圆,不仅立场上错误,而且逻指上悖论。因为“共”永远以取缔独立性为条件,而民主又永远以生命独立性为条件。谁也不能让取消与依靠并存!这个立论就是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是逻辑学所说的矛盾律、统一律所不允许!

   

   至于在社会事实方面,发生的是什么事实,就求什么真相。既要就事论是,又要把具体事件放进它所处的背景中去考察,发掘深层原因。但必须记住:就事论治的是末,把具体事实放进它所处的背景中考察,发掘的是深层原因,治的是本。因而说就事论是的立场并不改变“逢共必反”是一永恒真理。这一论点请读下一讨论:《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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