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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团团伙伙是政党的共同的、本然的性质!
·凡借了人性外的名义的制度,都必定是反人性的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之悖理
·问冯胜平: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1)
·问冯胜平(4)
·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怪哉!——诘冯胜平
·习近平为什么能说出"共产党已蜕化变质"?
·"蜕化变质"只是指出一个实事,指出实事只是承认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是堕落的菌种
·腐败的果与因
·批《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育出什么样的人?
·孙二郎说打虎
·孙二郎谈腐1
·难道酷刑还有正当的或可合法施行的?
·孙二郎谈"中央统一战线小组"
·天津大爆炸头号警示是:停止9.3阅兵
·赞同革命与革命是否发生是两回事
·习近平恰好陷在扭转乾坤开辟新纪元的历史链条的环节点上
·天津爆案对中共的警示是:
·自然界里本无党,"党的规矩"就是疯子的自欺欺人
·哪是什么"亡党危机"?明明是瓜熟蒂落蒂要换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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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1、民运没有共同纲领,不是政党

    民运是百花园,百家姓

   

   王希哲在七月六日发表《坚决反对一切恶性挑动民族矛盾暴乱的声明》:“中国民运,中国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恶性挑动民族矛盾,残害无辜群众的暴乱。不可在“反共”口号的烟幕下,失去维护全中国人民整体的和长远利益的基本立场。”还说:“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应该改变自己海内外的形象,坚决摒弃“逢共必反”的立场……”

   

   王希哲自己可做任何的选择,但他要中国民运全做这种选择显然过于凌驾!因为个人自由不以错不错,而是以违没违法为限,向别人提出要求已超越了意志自由的限度。须知:生命是个体的,意识是个体生命的组成成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生命有理性,而是人人都是理性存在物。所以人人都享有自主资格。意志自由这个资格不来于教导,而来于“生”。因教导全是选择的,个别的,而“生”的性质却绝无例外。希哲的倡导是一种教导,“生”却是自然事实,即不可抗拒性。所以不应听希哲的,而只应听天命的。

   

   “中国民运,……必须坚决如何她何……”这至少是选择,不是不可抗。因而“必须坚决如何”非法。所谓合法就是合于不可抗,非法就非在不合不可抗上。向全体民运提任务或行动纲领需要一个条件----即权威性地位:要么你是共认的领袖,要么被授权。因为“民运”不是宗,不是门,不是独立政党,不是建制集团,民运也没有共同教义;“民运”是百家姓、百花园。百花园里怎么可能一枝独秀?百家姓怎么可以不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各姓各的?只有在法轮功的性质或某独立政党的条件下才可提统一步调,还必须是主教、领袖或被授权者才有这资格。因法轮功是由唯一教主所创立,又围着同一教义来活动,它的教主或教主枢密可以向它的会众提统一步调,规定共同任务。建制政党有党章,有领袖,当然可以在全党统一步调,否则还叫什么政党?民运可不是政党,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共同领袖,它甚至连共同理念都没形成,谁都不可凌驾!否则还叫什么民主?民主不就是敞开的批判性吗?不就是各坚持各的又互相尊重吗?基于民运的民主内涵,王希哲犯了把个人立场当成向公众的呼吁来对待的错误。

   

   

   2、共产党是事实,“共产”却是道理。二者不可同语。

   

   王希哲所以有此立论,是因他的个人理性没完成洗礼。理性洗礼是反观的,王的议论却是直观:反观是自已既做主体又做对象,由自己看自己,或自己被自己所看。把自己的意识产品一一区别,看看哪是自己哪是对象,哪是材料哪是结论,哪是意志哪是认识,哪是揭示哪是情绪……?因他的个人意识还没完成共产党是个事实,共产主义却是个道理的区分:共产党做为事实,它既能做坏事,也能做一些好事。因为事是故意地去做的,土匪也不是一件好事不做;但一概念反映什么理它就是什么理,不能通过故意去改变。“共”做为关系它反映的就是取消独立性,不能故意地另有反映。反映道理的概念不能像人故意做事那样,今囬这样故意,下囬那样故意。概念反映了什么理就永远反映那个理。“共”反映的永远是意识的唯一性:只有取消独立性,才有意识的唯一性----不取消人格独立性又哪来的“共”?

   

   不错“共产”说的是“产”,不是意识,但“产”是客观事实,人也是客观事实并且独立,共不共产都改变不了最终消费还是个人,也就改变不了财产占有在终极上的私人性。所以,共产在“产”上的错误就容易被经验所发现,从而被克服,如经济上的官办就被改革开放所纠正。但实际的共产主义实践所“共”的并不是“产”,而是人格独立。因为人格是由意识所造成,意识做为能力可以这样故意,也可以那样故意,在外力的威胁面前,被迫妥胁也是故意。所以“共产主义”就只“共”在人的“能够故意”妥胁这个限度内,只在妥胁以内才有“共同意志”,才有那“远大理念”。其实也就是用暴力逼着人去撒谎唱颂歌。毛泽东发动中苏论战,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所完成的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分,他强调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到胡锦涛手里被说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语道尽共产主义的庐山真面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用暴力来胁迫人们向它妥胁,让人们用故意来丧失人格独立,以屈从统治。人的意志能够故意,并不=人做为事实也能故意。共产主义实践的后果造成的就是人的双重性:在社会条件下不得不摆党谱、说党话,在个人条件下却依然还是自然事实。人格的普遍双重性,就是统治形态的专制、极权。可见,“共产”做为反映思想的符号,它只能造成专制,极权,其实践只能是对人性独立性的取缔,不取缔独立性又怎么“共”得成呢?所谓“共产主义远大理念”不就远大在取消人格独立性上吗?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就形态在不要人性、人意、人情,只要党话、套话、谎话上吗?归根结蒂还是取缔人格的独立性!

   

   不错,共产党是用“共产”为原则构造的人际事实,以共产为行为的出发点,以共产为伦理根据就是把共产当做最高责任。人的负责虽由意志来承担,但应对什么负责却不是来于意志,而是从天命里领受的。能负责的虽是意志,可意志是后天习得,人的生命在习得前已经存在,因而它对什么负责这个关系便也已存在,是已经的、先天的----人只能也只应对生负责。用外力强加的对“共产”的负责就必陷于人的自然品性的不可调和的对抗中。政党是贯彻理念的集团,所以共产党既要保全自身,又得对社会负起责任。在实践上既要自身安全,就得谁要不服就消灭、它就镇压,这就是反革命、右派、敌对势力的原因。它既是社会的控制力量,也免不了要对社会负责,它也得消除土匪、恶霸、杀人犯……所以它做为社会的主宰力量不能一点好事不做。毛泽东死了

   后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就可算为满足衣食住行的好事。但这一好事并没有消除社会对立,社会反而更加紧张,以至到了今天遍地烈火的地步。这证明做好事可以故意,但共产主义做为道理并不能故意,它是个不变之理。

   

   无论怎么做好事都不能动摇“共产主义”永远是专制、极权,因为任何概念都是理性规定性。做好事并不能改变“共产主义”必须以取消人格独立、意志自由为条件。所以就不能因那以镇压为自身安全条件的共产党某时某地也抓黑社会,也惩罚杀人犯,就认它能成为可变的,能立地成佛,能不再以取缔独立性为自身安全的条件,这是绝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专制、极权的道理,理性的规定性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说“逢共必反”说的是个理----即共产主义永远是一种以消灭人格独立性为条件的主張,在理上必须坚持“逢共必反”!把共产之理从实践舞台上扫除!让它永远不再进入实践!所以,只要叫民运就必须“逢共必反”!因为民运也是一个理,民运与共产是誓不两立的对反之理。

   

   3、民运又是个什么理?

   

   民即复写的人,人是自然事实,民是成了群的人。虽说人民也是社会用词,但它只是用社会的立场对人是自然事实的承认,并没赋予它主观品性。所以“民运”这个概念反映的就是:因在自然那里人的生命是独立的,到了由主观能力造成的社会联系里,还应尊重自然对生命的造就:生命独立性就因可以被意识而演变成人格独立性。

   

   人格独立性说的就是人人都能意识,所以人人都应有自主资格,这就是民运。争取民主即争取在社会联系中贯彻人格独立这个先天事实性。为什么需要争取呢?因为人的意识是后天习得,因而得到的就有多有少,造成的意识就有高有低,表现为不同的阶段。争取民主一方面要斗争,另一方面要证明。证明是为唤醒良知,是斗争的重要手段,当人意识到共产主义不只是在实践上,而是从它做为道理上就是以取消人性独立性为条件时,它是非灭亡不可的。所以民主与爱国扯不到一块,因为民主是历史的必然进程,而爱国不是历史进程所内涵,而是以国以民族为条件的立场。因此希哲说的“中国海内外爱国人士”这个概念并不隶属于民主即民运。这话至少偷换了逻辑。民运只争取民主、宪政,不是说民运人士可以不爱国,只是说民运概念里涉及不到爱国。国做为概念是抽象的,空的,但中国却是实际的、具体的,即以反人性的共产为主张的,至少目下还是共产党控制的一架绞人机,爱国与爱共产党难以区分,爱国就有架空民主,否定宪政的倾向,因此在民运为出发概念的条件下,不可提爱国。若要提必须用定语加以限制,找到提爱国所必须的事实。

   

   民运即争取意志自主,人格独立的人。民主所表达的就是生命独立,因而意志自主。因意志是生命的构成,而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个体的,所以意志自由就以人格独立为条件。“逢共必反”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先决条件。不可能在“共同意志”、“远大理念”的条件内实现民主和宪政。因而“反对‘逢共必反’”这个立论就既是矛又是盾,既是方又是圆,不仅立场上错误,而且逻指上悖论。因为“共”永远以取缔独立性为条件,而民主又永远以生命独立性为条件。谁也不能让取消与依靠并存!这个立论就是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是逻辑学所说的矛盾律、统一律所不允许!

   

   至于在社会事实方面,发生的是什么事实,就求什么真相。既要就事论是,又要把具体事件放进它所处的背景中去考察,发掘深层原因。但必须记住:就事论治的是末,把具体事实放进它所处的背景中考察,发掘的是深层原因,治的是本。因而说就事论是的立场并不改变“逢共必反”是一永恒真理。这一论点请读下一讨论:《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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