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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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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去方程式和现在方程式

   很多网络上的朋友问我,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荆棘之路的?它不但给你带来了苦难,还给家人带来不可逆转的苦难。我说,判刑如天花,伤害了健康的躯体,留下挥之不去的瘢疤;判刑如核泄漏,破坏了幸福的家庭,若干年后还有后遗症;

   我是老三届。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当年的群体盲从中,我有过热血沸腾,也有过疯狂的崇拜,最后却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痛定思痛后,我认识到思想独立,言论自由的重要。一个民族一定要善于反思,从惨剧中忏悔,从悲剧中举一反三,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不是小妇人,为了取悦他人而搔首弄姿;我不是吹鼓手,为了取悦君王而吹“盛世”之喇叭,奏“明君”之笙歌;我不是御用文人,不会平仄仄平,不会考证曹雪芹的肚脐眼,更不会论证领袖的光芒和亩产万斤的可能。我只是有感而发,直吁胸臆。有“朱门酒肉臭”,就有我的愤慨;有“黄钟弃毁,瓦斧雷鸣”,就有我的呐喊。人,不该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而文人,更不该为了利益而折下自己的脊梁骨。二千年前尚有屈子的“天问”和司马迁的壮举,难道今天的中国却只有软文艳词?我知道自己是个另类,在另类国家里做另类的人,不但需要勇气,还要付出宝贵的自由作为代价,但我并不后悔。

   1968年10月,我分到上海炼油厂。一进车间,就遭到暴风骤雨的洗礼:某某反革命分子被抓捕;某某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刑。我看见无数的眼泪,也看见无数的冤案;我看见平反后的阴影,我看见叵测的人心,更看见无所不在的迫害。有基度山的痛苦,却没有基度山的恩仇快哉。

   文革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结束,但是精髓却保留下来。其实政治运动,从未真正退出过历史舞台,充其量只是轮流上岗,劳逸有张;或者改变策略,改变手法,以达到封口之效。世界在进步,当局的整人技巧也在“与时俱进”。

   从1968年到1989年被捕,我在上海炼油厂工作了21年。21年里有最宝贵的青春,有最热烈的汗水,有最虔诚的热情。虽然我只是一介打字员,却常在石化报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

   6月5日,许多人在海宁路上看“大公报”。有人长叹,有人摇头,有人怒目,有人悲愤,这是一群敢怒不敢言的中国人。于是我挤进人群大声疾呼!观点直白,抨击犀利。6月6日,我在天潼路上演讲,并带领群众,把马路一侧的篱笆搬到马路当中以示抗议。当晚,我被秘密抓进虹口看守所。这一去就是三年。从此我的命运发生无可挽回的逆转。安逸、温馨的生活从此离开我,屈辱、痛苦的生活,山一样压了我20年。

   三天后,正在苦读英语,准备赴澳留学的丈夫,在辗辗转转中打听到我下落,为我送来御寒的被褥。

    1989年8月22日,在 虹口工人俱乐部的公判大会上,当局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我 三年。判决书上写着:“……孙宝强,1951年12月15日生。原上海炼油厂打字员。被告人孙宝强于1989年6月5日下午,在市四川北路海宁路小花园处,向群众传播谣言,进行煽动。次日上午十时许,被告人孙宝强又窜至奔市天潼路长治路口继续传播谣言,并在其煽动下,与他人一同将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余块竹篱笆搬至天潼路长治路南侧道路中间,设置路障,堵塞交通。

   以上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为证,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

   本庭确认,被告人孙宝强聚众设置路障,堵塞交通,情节严重,已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有期徒刑三年。”

   1989年年末,我被押到提篮桥监狱。在关禁闭时,由于戴管教拒绝接受我的冬衣,我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在监狱,由于劳役繁重又不能治疗,我只能用钢丝钳,自己为自己拔牙。三年里,我掉了7颗牙。

   但是在看守所和监狱,我确实遇到良知尚存的管教人员。服刑二年后,中队长为我写减刑报告。由于是政治案件,没有批下。后来监狱要出“新生集”,女监有二个人选,其中一个是我。确切地说,只要组稿成功(写忏悔录)就可减刑,但是被我拒绝。因为我的笔,不属于我的手,只属于我的信仰。1992年4月,我减刑二个月回家。队长说:别小看这二个月,它可是来之不易啊。队长想方设法为你减刑,是为了让你能回到原来的上海炼油厂。

   出狱后,乍浦街道的老主任怀着正义之心,冒着酷暑去炼油厂。但是被以史建民为首的党委拒绝。1997年,我给中院院长写信,他不但和我长谈,还责成虹口法院落实我的工作。虹口法院到炼油厂,也遭到核心人物的拒绝。虽然这基于当时的大环境,但与我在“六四”演讲时,揭了厂领导老底,抖出爆炸案有关。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上海炼油厂由于液化气阀门失控,一场爆炸夺去了几十条生命,还造成三十多人受伤。爆炸震惊上海,也惊动了中央,调查组马不停蹄赶到炼油厂。伤亡者绝大多数是外地民工,他们干最脏的活,睡在最简陋的工棚,拿最低的报酬,虽忍辱负重,还是难逃一劫。调查面铺的又宽又广,调查点却游移不定。来自穷乡辟壤的农民,悲痛而木纳的家属听到一条命可换几万元时,一个个化悲痛为力量,当他们从厂方手里接过买命钱时,不但涕零,还感恩。他们付出亲人的生命,却在接受施舍。调查组在接受了东道主的盛情款待后,赶紧找了“替罪羊”了事。按照高化领导意思,最终把责任推给基层班组长,平息上层的追问,中层的舆论,下层的议论。不久,炼油厂编制上了一个台阶。大小官员非但没受处分,相反官升一级。几十条鲜活的生命,几十个毁容毁身的受难者,就这样轻易被打发。1989年6月号在海宁路演讲时,我捅出这个毒瘤。安全局头目在赴我厂调查时,把演讲的录音放给厂领导听。

    出狱后,街道给我介绍的工作是二个。一个是和真正的刑释分子一起熨台布,另一个是挨家挨户送报纸。我接受了第二个工作,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走街窜巷。十天后,街道要和我订一份生死合同:由于下雨下雪,由于不可预知的灾难而造成的人生伤害,概由本人自己负责,街道没有任何的责任。

   面对这一份冷酷,甚至是无耻的合同,一贯木呐的丈夫愤怒了。他一把撕了生死合同,也撕去了我的‘工作’。我送了10天报纸,最后街道连一分钱都没给我。从此,他更频繁地接活:修彩电,修录音录像设备,修冰箱,甚至在高空修空调。

   一天,他在为空调加药水时,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下,从此,肾受到了伤害。尽管吃了许多中药,但没有根本性好转。每天起床后的睡衣,都是湿漉漉的。

   1992年年底,我在虹口技协做管理工作,月薪240元。1997年在街道做财务,月薪400元。我儿子从小有多动症。我入狱后,同学骂他‘小暴徒’,让他稚嫩的心灵遭到伤害。他变得不愿意学习,不愿意接触同学,他成了一个封闭的,甚至是孤僻的孩子。20年里,我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 。我有时打二份工,有时打三份工。在他初中毕业时,由于我早上8点到街道做财务,下班后赶到乍浦路饭店做收银(日复一日没有休息,二份报酬加起来是 900元),没有时间辅导他,因此,他没有考中高中,也没有考上技校。

   20年里,我没有一分钱低保,没有一分钱医药费。我买发黄的菜,买有洞的水果。从监狱带来的伤口久久不愈,于是我用烧红的铁摁上去。我宁可朝伤口烙铁,也绝不去街道申请那份医保。

   由于判刑,我失去炼油厂的福利分房。为了给儿子一个工作室,我和丈夫只得流离失所,借房栖身。

   2003年,早就过了我退休年龄,但没一个部门来过问此问题。我先到嘉兴社保局,说了我的遭遇,当即受到一个老同志的鼎力相助,虽解决了招工问题,但社保局依然刁难,设置障碍。我只得胸贴状纸奔市保障局,幸遇好心的信访员和处长,才解决我退休问题,但退休工资只是炼油厂的一半。而且,从1968年到1989年连续21年的工龄,被上海市委一笔勾销。

   20年来,虽然我活的很累,但是笔耕不辍。我写了50万字的回忆录‘红楼女囚’;写了反映患了‘斯德哥尔摩’症者的长篇纪实文学‘上海版高老头’;写了长篇的‘猥琐的上海人’纪实小说系列集,还写了大量时评。现在‘博客中国’被封。

   20年里我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走着。但对当年的义举绝不后悔。在此,我衷心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人;在此,我衷心感谢那些现在正在帮助我的好人。

   2009年4月18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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