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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越駐美大使對最近解密尼克松資料的表述


   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尼克松圖書館解密了一些資料包括錄音帶和上千頁的文字記錄顯露前美國總統尼克松為了與河內達成談判協議而對越南共和國施壓。BBC越南語組記者夏眉 ( Hà Mi )最近對1967年至1973年前越南共和國駐美大使裴淹( Bùi Diễm, 1923年- )作了訪問,由他講述當年他所見證巴黎會談的情況。
   
   
   首先裴淹先生談及他抵達美國擔任大使的背景:

   
   裴淹 : 我是1966年底,67年初開始在美國擔任大使,那正是美國和越南( 指越南共和國,下同,譯者注 ) 關係非常重要的時期。美國人對越南的認識其實是非常短,相對越南民族與中國、法國的抵觸,正如人們所說的一千年中國的統治和一百年法國的統治。 只至1965年,一些小隊,即是1965年3月美國三個小隊在峴港登陸,那是美國直接的抵觸。由此,要了解好美國的政策,那就要有越南人在美國更好地了解美國人的對越政策。 那時正處於冷戰時期,由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與共產陣營對抗。那時美國執行的是一個叫做堵塞共產的策略,即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而越南也處於這個冷戰時期美國全部的戰略范圍中。
   
   夏眉:美國的傳統上有個叫lobby的行動,您有沒有使用這樣的行動嗎?美國傳媒的影響如何呢 ?
   
   裴淹 :極大的。1964年8月,美國有一個叫東京會議決議 ( Dongking Conference Resolution ),美國國會通過那個決議,允許美國總統有權使用軍事力量干涉越南,那時在越南的海面的美國船只被干擾和攻擊,虛或實也不清楚,那時美國有一百個上議員,就有九十八人支持美國的那個越南政策, 反對北越共產黨的向南擴張。美國下議院有四百三十五民選議員全部都支持這個政策。 那就是說,美國國會全部都支持這個政策。之後,談到美國的報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等各種報刊都一致支持美國總統約翰遜干涉入越南事務。1964年的八月,但兩年後我來到華盛頓任大使情況已經全部改觀,各報刊如紐約時報的傳媒開始提出問題: 戰爭會持續多久? 往哪處去 ? 等等。 從66年、67年到68年,特別68年戊申新春(戰役) 後,那些報刊全部都在改變了,很多報刊已經是被左派控制的了,美國的民心焦慮,那時美國軍人的傷亡每週大約有數百人, 由此反戰的浪潮高漲,從軍人母親到傳媒裡的左派,形成了反戰的高潮,到了1968年,約翰遜被逼不再出面參與總統選舉了, 那是出現了巴黎會談了。
   
   夏眉 : 從1968年開始,您被挑選為巴黎談判中的特殊觀察員。 那麼您可以談談會談的進展的情況嗎 ?
   
   裴淹 : 我被政府交付的責任過分很繁重,又作為美國大使,又要緊密跟進巴黎會談的情況,由此每週週一下午我要登上飛機從華盛頓飛到巴黎,而週五下午由才巴黎返回華盛頓。我要在兩個地方做事,那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了。 概括來說, 巴黎會談只是探索對方的談判, 美國只是探索對方的意思,對於對方共產黨也是人們所說的邊談邊打的階段,所以公開的會談,只是此方說,彼方是轉頭去,而彼方說,此方聽了又不發聲。那時越南方面沒有直接參與會談,美國的談判主要代表哈利民 ( Harryman )先生和哈比先生回來和我會談,我有甚麼意見就馬上對他們說。要求他們在會談上必須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那時他們會談後,是跟我們實行的一種特別的合作,美國代表哈利民和哈利與我,我們在巴黎的同事們的一種特別的合作。
   
   夏眉 : 我們獲悉雖然進行這些會談,實際上後面就有基辛格和北越黎德壽( Lê Đức Thọ, 1911年-1990年,越南政治,外交和軍事家,巴黎會談北越主要談判手。譯者注 )的私人談判,具體的情況是如何呢 ? 之後經過您再向阮文昭報告,阮文昭總統對此情況又如何的反應呢 ?
   
   裴淹 : 首先要講的是,在約翰遜總統時期,會談從1968年5月開始,直至68年底約翰遜時期的結束,然後69年是尼克松時期的會談。 最先是沒有雙方的秘密接觸的。到尼克松上臺,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拍檔才開始有所謂的私人會談。在公開的會談上,仍然是此說彼聽那種情況,但另外就有基辛格和黎德壽先生和春水 ( Xuân Thủy ,1912年 – 1985年,越南外長,譯者注 ) 先生的秘密談判。 那是一個特別的事情。 您所問的,越南共和國知道( 那個)嗎? 事實上,初始越南共和國也不知道的。 只是到了後來,美國政府通過駐西貢大使賓格告知雙方有那些秘密的接觸。實質上美國也不完全把事情說出來。 作為一個駐華盛頓的政府代表大使,我幸好和傳媒有廣泛的接觸。每天下午我都邀請傳媒界人士來談話,大家交流信息。儘管基辛格沒有完全對我說的事情,我也大約知道發生了甚麼。因為傳媒人士他們的信息也很靈通。 當我知道後,我又轉向基辛格問他,我聽說您各位曾經接觸過他們這樣那樣的事情,您告訴我實情是甚麼。 基辛格的回答很巧妙,他這樣的回答:這事情你們的總統已經知道。 那就是他想避而不談。 我為人謹慎,回來後就向總統致電說,今天我見了基辛格,提出這些問題,他說您在越南也已經知道了,若果不是事實的話,那麼就要告訴我或也要告知美國大使賓格。 我的本分是已經告訴了您們。 通過多種途徑我知道基辛格有做過這樣事情,若日後有美國人指責我不對,我只說那是我的應做到本分而已,完全是我要做的本分。
   
   夏眉 : 從巴黎談判那個階段到最後的階段, 美國決定撤軍,不管越南同意與否也要簽訂協議。對於越南政府在談判上和在協議的條款上可否有扮演的角色?或者完全要聽從美國的政策 ?在當時,它知否美國不再如前那樣支持越南共和國和要撤軍呢 ?
   
   裴淹 : 1968年底,我在寄回西貢的一份報告中提及,美國在越南停留最多三至五年罷了,說了五年,就不是到了1973年嗎? 因此美國要離開是個趨勢了,我在美國看到很清楚, 那個報告都說清楚了。 美國人要離開多久,何時離開 ? 美國人是不能留下在越南的了。 美國國內媒體的輿論和壓力,國會改變了主意,逼得美國政府一定要離開,但何時和以何方式離開就不知了。 尼克松便設法要和對方談判。
   
   夏眉姑娘,您問越南那時知道嗎? 或越南那時對此可做甚麼呢 ?在整個巴黎談判期間,范文林 ( Pham Van Lam ) 大使也盡力而為,緊密跟進美國代表團的活動。最重要的問題是北越部隊在南方的存在。 若是有真正的和平的,根據越南人的看法,即是那邊的人在那邊,而這邊的人留在這邊。 多少北方的軍隊也要返回那邊。可是最終,那個關鍵的問題都不能解決。 1972年10月,基辛格先生把一份巴黎協議的擬稿交給阮文紹總統, 在該擬稿中有很多條款對南越不利, 阮文紹不同意,由此就發生了一場糾纏的局面:從發生1972年聖誕節的一場重大的轟炸一直到1973年一月份才簽訂巴黎協議。 從72年10月到93年1月,在外交上出現了特殊的情況,各種文件的來往, 到了一月份快要簽訂協議了, 阮文紹總統還對我說,作為特殊大使的身份,您要再去對美國各領導人說不能接受這個協議。
   
   夏眉 : 依您的看法,在巴黎談判和從1972年至1975年,阮文紹先生在這段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裴淹 : 事實上,客觀的評說,也應該對阮文紹公平地說,從72年到73年巴黎協議簽訂的幾個月裡,阮文紹總統作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所見到的如此。我還記得清楚,在1973年一月,他對我說的一句話: 到了最後一分鐘也要爭取。你要去跟美國人談。 我還見了顧斯多維( Gustove )先生、黑格-楊 ( Haig Young ) 先生和基辛格。 因聖誕節的轟炸,談判有所阻滯, 我還和基辛格從華盛頓飛去巴黎。在巴黎協議簽署之前兩三天,我還撰寫了一份二十七頁的報告,凌晨四點鐘寄回國讓總統了解當時的情況。
   
   夏眉 : 通過您剛才講的事情,作為一個曾與美國政府打交道和越南政府工作有經驗的人,您認為,在與大國的關係如美國,或者目前與中國的情況, 越南可以得到如何的教訓呢 ?
   
   裴淹 : 對於經驗和教訓來說,那是很裨益的了。 就是說越美關係。 我以前也曾說過了。要想了解越美關係, 在此我拿以色列來說,猶太人的lobby 活動很活躍,它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很大。總的來說,和一個強國的關係,如美國和南越那樣的小國,或者任何一個小國如以色列,兩國的關係都不是均衡的, 那麼我們就要特別小心和警惕。美國政治的運作是很大的,好似一部(修路的)輾石車。即是說在它開動之前,沒有對它有所控制,那麼它一動,就滾滾的走了。 美國人又患了一種病, 就是認為甚麼他們都可以辦到。 他們說先做,做完了就走。其實他們也沒有留下來。 他們對領土沒有野心,他們做完就走。 正如現在的伊拉克,他們取勝了,但仍然被困在那裡,就是被困在那裡。
   
   夏眉 : 過去越南和美國是同盟。但現在越南是個共產國家。 在美越關係中,越南要作甚麼,才可以與美國保持更友好的關係,對越南有益呢 ?
   
   裴淹 : 越南還是個經濟弱小的國家,美國是個經濟大國,至今為止,或者將來,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國,或者一個國家聯盟可以代替美國的地位。我們要理解到,美國也是一個宗教自由傳統的國家, 支持自由民主的國家, 能夠爭取到它的幫忙,不管是現在的共產黨政府,或者以前的越南共和國,對我們都頗有益處。 但是,我要強調,但要極力慎重,要清楚了解美國政治結構的運行。 能夠正確和適當地了解美國政策的運行,那才可以了解與美國的關係。
   
   夏眉 : 最後想提一個問題, 您多年來在大學裡作了很多對海外越南人和來自越南國內的大學生的演說。 您本人年青時也曾參與不少的社會活動。請談談您對越南年青人的看法,他們對越南前途可扮演甚麼的角色?
   
   裴淹 : 這是一個大主題。 我對您說,我對此保持樂觀的看法。我也遇見不少的年輕朋友們。年輕的一代他們有機會吸收一切對自己必要的知識 ,他們可以為國家的發展有所貢獻。 此是明確的事情。 只需要有一點良知,用良知來分別事實,可以看出了哪裡是真相。 越南在世界上不是一個可以單獨存在的國家,要跟隨自由民主的潮流,要朝那個方向走。 年輕的朋友們,一旦他們掌握了知識,還有良知,可以看出事實,那麼我相信,不遠的將來,越南就有長足的發展和返回自由民主的制度。
   
   
   

嶺南遺民

   
   2009/7/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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