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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民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北京是中国祖国的首都,也是中华文明的首要渊薮和首善之区。作为中华古国北半部核心性的都会城市,北京是历史上各民族不同质地文化互相折冲、会融的一处重要焦点。北京城自古扼守于长城东段之要冲,南眺中州腹地且多向通达于华东、华中、华南,西指晋、陕、宁、青、甘而遥抵西域并南挽川、藏,北毗蒙古高原之大漠,东去白山黑水之广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之从久远以来,就肩负着中原农耕文化圈与塞外渔猎、游牧文化圈等数重民族文化彼此交流、汇通的过渡带的责任。
   
   
满洲民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北京这座城市起源于商代后期。早期治所蓟城在秦汉时期已是边地重镇,对朔方多民族的交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有记载,蓟城的边贸市场到了西汉时期,已有汉人、匈奴人和挹娄人互通交易。北京对于国家全局影响较著的建都过程,应从契丹人主政的辽代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计起,当时北京称燕京,作为辽朝陪都之一(南京)始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与教育中心。在女真人临政的金朝灭辽之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随后易名金中都,自此便以北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面目出现于世间。蒙古人的元朝在灭金之后,亦于至元元年(1624年)定都此处,更名大都,使之一举成其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政治、文化与商贸中心。明初,成祖朱棣在永乐四年(1406年)由南京迁都北京,将之改称京师,明代虽说是汉族皇帝当权,朝野上下以及京师内外的少数民族成份却比重颇大,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仍在继续。至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八旗军入关后将其政权定鼎于北京,更教这座城市再度成为国内东西南北不同方向上的民族频繁往来会通的核心场域。可见,北京从来就是一座有着包容多民族文化胸襟的城市。

   
   
满洲民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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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在北京(其正式名称也是“京师”)建都近三个世纪,其间,这里成了满洲民族(后简称满族)首要的聚居地。为了进取中原,满族统治者曾将东北地区的八旗人口倾巢驱使进关。为巩固大一统的清帝国,京师被辟为满民族的大本营,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之策。大致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住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百姓,被迁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当代之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三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严整的布局,至清中叶才略微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找商人购物,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观览世风、看戏娱乐的瘾,他们须跟外民族打交道。渐渐,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①],有些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挟迫,部分贫苦旗人典出了城里的居舍,离开起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可资容身处所搬迁。虽然有了此类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亡清之际无大变化。在京师的八旗区划内分设着八旗都统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的驻防旗人统辖起来。原则上说,遍布全国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师“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外地,遗骸须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对应的,正如同雍正皇帝所说过的那样:“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②]世居京师二百几十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发祥地”,记忆渐渐朦胧,只在为了**忆旧情感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代的旗族人们,将北京作为家乡来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在他们中间根深蒂固。历经了十多代人的繁衍生息,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的“土著”。
   
   京旗满族有浓重的恋京情结。读一下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就会对此印象深刻。他1936年写于济南的《想北平》,不到2000字,所表达的情感,其真切与深沉,却是超乎寻常的:“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里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说而说不出”,是老舍写到自己与北平情感时反复提及的说法。本来很擅长表达的作家,写到此处竟然喑哑失语,足见动情之切和伤情之彻。北平(北京)对满族的文化人们来讲,实在不仅仅是一座古城,不仅仅是“枝枝节节”的记忆,那是一生都将叠印在心头的、母亲般亲切可感的热土挚园,是与自我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提起它,便会勾起子规泣血样的心理冲动。人们还看到,在满族作家老舍的叙事作品中,借人物思想表达这种满人恋京情结的,不胜枚举。《骆驼祥子》里面的祥子,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唯一的朋友”,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个城都是他的家”。每逢在城里困厄到了极点,他也总是叮咛自己:“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③]而老舍自身显示出来的满族人与北京城的不解情缘,更为教人惊异和回味的还有:他一生描写北京城的作品,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城市的西北部,而这个“西北部”,恰恰偏是当初他的父亲所隶属的正红旗和他的母亲所隶属的正黄旗这两个旗的驻防地盘!清时的八旗制度有所限囿:旗人未经许可不得擅离本旗驻防区域40里,否则必以“逃旗”严查。谁会想到,这样的早年间制度,竟然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着某种潜在的心理约定……
   
   清代,是满族文化出现了大幅度嬗变的历史时期。严酷的八旗制度,把世代的旗人无例外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其他一切职业,不许做工、务农、经商,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在相当程度上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它也造成了八旗下层的日益贫困化。[④]贫寒难捱的下层旗人,何尝不希望摆脱困境,但是,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后代还得是旗人,从婴儿降生,八旗衙门就记去了名姓,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身自由。不管你的日子过得怎样惨,也不许擅离驻地,不许染指经济活动。多一文钱没处挣,多一步路不让走,除非有了战事,你须开赴前线拼上性命去杀敌,平常的岁月里,人要像鸟儿似的,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大的人生悲剧。当时,即使是“天璜贵胄”王爷贝勒们,也活得不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也没有随意离京出游外埠的权利,任凭有多少财富,却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同样是场悲剧。在世代承袭的悲剧里,旗人们精神上的苦闷抑郁可想而知。他们为了姑且规避人生悲剧的笼罩,普遍出现了追求艺术情趣的倾向,以找寻心灵间那怕是暂时的安慰和平衡。在这上面,他们肯花大力气,渐渐养成了几乎一整个民族的艺术嗜好。起初,上层有闲子弟多在琴棋书画等较为书斋式的领域里展露才华,而下层穷苦旗人则往往到吹拉弹唱等习见的文娱形式里寄托时光。后来,贵族阶层在艺术生活方面的世俗化走势,也一天天地鲜明。全民族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后来几近脱缰野马,竟至于把这个原本饱含尚武精魂的民族,改造成了一个文化气息十足的群体。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八旗族众既然已将自己与北京城融为一体,他们在变革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就以本民族的现时文化风尚,充分濡染和变通着京师文化。在这个为时不短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城的地域文化,切实承受到了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深刻影响。
   
   
满洲民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 2 -
   
   20世纪的后半期,世间开始习惯地把大众型北京文化,称为“京味儿文化”。而在这种全方位多侧面的“京味儿文化”中间,最具文化播散力、最教八方人们为之着迷的,就要数“京味儿语言”即北京方言了。这种方言,语音明快悦耳,语汇五光十色,表现面丰富厚实,谈吐间魅力无限,时常能给听者以超常的享受和感染。在20世纪前期,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广汉语白话文的日程,北京话曾以多项优势登临“国语”的显赫恢茫缓罄矗?0世纪中期,新兴的人民共和国又进而将这种地方性语言,认定为在全国推行汉语标准话的方言基础,更使北京话在祖国的文化建设上享有了非比一般的殊荣。
   
   我国各地的近代及现代汉语,都是由古代汉语分流演变而来的。人们发现,对照华中、华南、东南等汉民族世代聚居地区,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稀少的。这显然与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进入并统治北京地区达七百余年,直接相关。在这七百年间,仅母语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女真人与满人,就曾经在此建立过共计四百余年的金与清两个皇朝。在这四百多年间,女真语和满语必会与当地的汉语发生最密切的碰撞与会融。金代与清代,女真人和满人虽属统治者,在人口比例以及民族文化势能上却不占优势,故而其民族语言后来要为汉语替代是必然的。不过,这种大势上的必然却未让北京地区原有的汉语方言全面地称雄奏凯,女真语,尤其是后来的满语,尽管最终作为民族语言的整体淡出于历史文化场景,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通过与北京地区汉语方言的双向交流互渗,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诸多的信息及特征,铸入于北京方言之内。
   
   即以清代的满汉语言彼此互动而言,满语远非一味地只取被动守势,它不仅教汉语北京话收入了一系列的满语词汇,更让北京话平添了显见的口语轻重音读音新标准,以及大量“儿化”词的尾音处理新规律。这种具备了“轻音”与“儿化”新特征,并且收入了一定量满语词汇的北京话,便是经过原本操满语的满族人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汉语京腔”。“京腔的真正形成是在清初,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满蒙汉八旗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来说,对京腔形成贡献最大的是清朝各级满族统治者和宗室、贵族;从语言内部的接触规律看,满语极大地丰富了京腔的言语库。可以这样说,没有满语底层的影响,今天的这种京腔是不会出现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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