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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民族信息传递中的萨满教意识


   
通古斯民族信息传递中的萨满教意识

   信息包含着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知识系统与情感系统,信息传递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人类在人猿揖别的初始,就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没有这种信息传递,就凝结不成原始群体的社会组织及其文化创造力,就激发不了人类智力健康的向前发展 。本文对通古斯民族传统信息传递中的萨满教意识,作初步的探索,可以从中认识信息传递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在亘古至今的通古斯民族萨满教中,萨满神服中多有鸟饰,其中有些就是信息鸟,传递着族众与被崇拜神灵之间的信息,当然,这是一种观念中的信息传递,蒙上了宗教的神秘外衣, 但却是现实生活中信息传递的曲折反映。

   
     满族先民在绵延千里的茫茫林海里狩猎时,辨方向、明路线是其安全往返的首要条件,机敏的猎人如果发现白色的鸟粪,便会欣喜万分。因为鸟在他们的萨满教观念中是能凌空天穹、晓彻天神意图的灵禽。白鸟粪 是“雀书”,不仅是吉祥的预兆,也是指路辨向的路标。实际上,鸟的飞行是有规律的,猎人是根据其活动规矩找到了“雀路”。
   
   往昔,东海窝集部的后裔孟哲勒氏、库雅喇氏、那木都鲁氏、郭赫勒氏等族人选一棵高大挺拔的古榆或古柳作为神树,用野牲野禽等鱼类为供品,在神树前祭祀天母阿布卡赫赫、猎神班达玛法、万星图门乌西哈等神灵。祭祀时,神树四周点燃起九堆篝火,用木拌树枝堆成塔形,昼夜不息。萨满诵祝祷词,族长率领众拜星、拜树、拜篝火。到夜间,群星闪烁,穆昆达(族长)和萨满将篝火摆成各种形状,有的如岭上飞舞的长蛇巨蟒、有的如威武的卧虎、奔马,构成壮观的火阵。族人们或骑马、或徒步,三五成群来穿火阵。谁过火阵次数最多,谁就被敬为巴图鲁(英雄),其中的佼佼者就会被推为猎达(首领),因为圣洁的神火能怯邪除魔。闯火阵越顺当,在火中驭火的技巧越高,便证明有神庇佑。祭火后,阖族围坐在神树下火堆前的长木槽盆边,吃“手把肉”,牲骨撒于野,召鸦雀啄食。火祭洋溢着对火的讴歌和赞美,是族人世代积累的驭火、识火、储火、避火、戏火经验与知识的展示、传递与传承。(1)
   
     据富育光先生的调查资料,在满族往昔的星祭中,要展示用冰灯构成的星图 ——北方民族特有的星系,将北方先民的天文知识信息传递并传承下来,这也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满族猎人有很高的观星能力,能根据星辰的位置和变化来制定季节、方位、时间和气象变化,并在悠久的祭星习俗中,形成一个以冬令为主的星辰系谱,其中塔其妈妈(蛇星)、依兰乌西哈(三星)、莫林乌西哈(野马星)等为计时星,恩都力僧固(刺猬星)、那旦乌西哈(北斗七星)、妥亲乌西哈(阶梯星)等为方位星(2),根据这些星谱,猎人在密林中能准确地知道方位和时辰、从而确定猎道。
   
   在满族诸姓的萨满教祭礼中,多有祭天仪式。祭天,也称“祭杆子”,即立神杆祭天神阿布卡恩都里。神杆是从高山上砍来的挺拔直溜的树杆,长九尺,代表九层天;顶端涂上鲜血,是为了让天神喝;在神杆顶部还要绑上带有五谷杂粮和猪杂碎的草把,以供祭天神侍女——乌鸦和喜鹊。
   
     乌鸦与喜鹊成为满族普遍崇祀的灵禽,其重要成因之一,是因为它们在生活中是人类重要的信使。喜鹊每年农历五、六月筑巢、下卵,七、八月抱窝孵崽,这时,它们特别恋窝,如果这时将其抱走,在它的膀下或尾部放了信物,便能准确地带回。乌鸦终年恋群,如把宁古塔的乌鸦带到吉林乌拉、只要将其放出,它一定会回到宁古塔的鸦群,满族先人洞察其活动规律,也让它带回信物、它也就成为征战或出猎中可靠的信使。(3)
   
     清代满族的萨满祭祀,经乾隆朝的统一规范,大部分姓氏都已简化,本姓的远古图腾神、动物神、祖先英雄神逐渐被排挤出神坛,他们的祭礼被称为“家祭”。然而,地处偏远的一些满族姓氏,如尼玛察氏、奚赫特里氏、萨克达氏、库雅喇氏、乌扎拉氏、纳耶拉氏等,被称为“没扣香的姓氏”,他们依然祭奉本氏族原先崇祀的古老神灵,在祭礼中要模拟这些神灵,跳起祭神舞,俗称“野神祭”。当然,他们的整个祭祀也包括家祭部分。这两种祭祀类型一直保留到近世。值得重视的是:这两类祭祀种都保留了一项重要的祭仪——祭“佛多妈妈”。“佛多”因满语方言的不同、被称为佛托、佛朵、佛都、佛里、瓦利等、但都是指柳或柳枝。“佛多妈妈”即“柳始母”,其形象大致有两类、一类为裸体神偶、其腹下部刻有一菱形符号,为女阴的象征符号;另一类使用黄布或白布制成的上尖下圆的“妈妈口袋”,它也是女阴的象征,平时恭放在神龛下侧。“妈妈口袋”内装有子孙绳,子孙绳上系着象征子孙的物件,如弓箭、彩布等。子孙绳平时都放在“妈妈口袋”里,象征子孙皆在母腹中。“佛多妈妈”的祭礼各地略有差别,但大致的仪式是:祭时,萨满从西炕上方神龛(俗称祖宗匣)下的“妈妈口袋”中取出子孙绳(俗称“锁线”),一头联在“窝辙库”(神龛)上,另一头扯到门外矗立的柳枝上。锁线上有彩色布块,萨满将彩布挂在本姓孩童的脖前,如孩童不在,则由其母代领,按男左女右习俗,套在其姆指上。布块拿回家后放在安放“窝辙库”的西炕上,到下次萨满祭祀时再换新的。相传、这样就能在柳始母的庇佑下,男孩长大成为一个骁勇的“巴图鲁”(勇士),女孩能长得俊俏健壮。这里门外的柳树代表神树,取其枝叶繁多,寓意该族子孙众多,人丁兴旺、平安吉祥。值得重视的是“佛多”妈妈的象征物——子孙绳,实质上它是一种用实物的象征来表达该氏族谱系——族人世代传递得血缘关系的历史信息体系-通过庄严的宗教仪式代代相继。它体现了萨满教在文明时代的重要文化功能之一,是防止氏族内婚,严格维护氏族外婚(4)。
   
     在通古斯萨满教中、甚至出现了专司信息传递的文化英雄神。如∶在满族鹰祭中,要祭典符号女神觉昆恩都赫赫,其神词是:
   
      这位山路神,生长着鹰爪、虎牙、啄木鸟嘴、刺猬的针毛。它先知先觉将林莽山岩刻出符号,传递信息,保佑北征的人有了活路,看到生存之光。
   
     这位长着鹰爪、虎牙、啄木鸟嘴、刺猬针毛的怪诞女神,实际上把北方猎民在密林中识别“路标”符号的知识传承给捕鹰人,是山林中的指路女神(5)。
   
     渔猎时代,通古斯民族最常用的通讯方式是立竿为号,在一长长的木竿上悬挂一些兽肉,用不了多久,前来啄食的乌鸦就会聚众而来,它的醒目的黑色羽毛,尖利的鸣叫声,无疑是一个强信号,招唤着伙伴。有时给迷山的过路人、陷入困境的猎人以生的希望。
   
     氏族、部落之间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多种,如:鹿角骨、狗、乌鸦、喜鹊等动物传信及石、传箭、烽火、木牌、桦皮信、口传或其他信物。在虎尔哈河(今牡丹江)一带的满族部落聚会时用一根形状奇特的旧鹿角骨,是祖传的珍品,在萨满祭礼中受到祭供,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手,已经磨得油黄闪亮,它代表着先人的传统、氏族、部落之间的信义,不管那个部落,接到这根鹿角,就是再大的狂风暴雪,再高再陡的险山,也要立即赶到,兄弟相帮。
   
     满族、赫哲族敬奉神石,石神被敬称为卓禄妈妈、卓禄玛法。有时,一个氏族要分支迁徙。 分居时, 将一块神石摔成几块,每一支人都持一块。以后 ,分居的族人以神石为凭 ,即可认同,如有危难 ,可凭神石求援,对方会义不容辞,共同解难救危。同样,有的姓氏敬奉树根、桦皮制成的神偶, 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将有特殊纹路的树根、桦皮撕裂分存, 以后分居的族人只要将原纹路对上,即可联系上。
   
     通古斯诸民族萨满教都有火祭与火崇拜的内容,远猎或远征的族人,常用篝火搭成为各种火形,如火塔、如飞虎、如奔马、如蟒蛇等等,这是向族人报告信息,或报警,或告喜,或呼救,或迎客,这种火信的秘密只有本氏族的人才知道。
   
   往昔,鄂温克人在住舍附近竖杆之俗 ,间有挂灯者,名祖宗杆。被认为是萨满教祖先崇拜的一种方式,其原初之意即为森林中防止迷路的标志。因是其先人留下的古俗尔受到崇奉。
   
     鄂伦春猎民还用草或木棍拧、卷、折成符号,悬挂在林间树上、家门前或狩猎途中。按照鄂伦春、鄂温克猎民的习惯,男子打猎,把猎物存放在山中,由妇女骑马或牵驯鹿去驮猎物,她们是循着路标取回猎物的。为了更具体的表示迁移方向和距离,狩猎民族还创造了指示更具体的标志符号。鄂伦春人在举家搬迁时,为将他们的移动方向告知猎手和气亲友,可在原“斜仁柱”火塘的位置,斜插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杆,杆头指向移去的方向,并在杆头上挂一块桦皮或绑一撮草,以引起寻找者的注意。迁去的地方如距此较远,斜杆与地面的夹角则大;如距此较近,夹角则小;如迁于附近,则将木杆平放于地上,以标注方位和距离,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6)。将信息传递的信物放在火塘上,与萨满教的火崇拜观念有关,因为萨满教观念中,火是生命的之源,火旺者则氏族兴旺,搬家时要将火种带到新居,并将迁徙的信息留在了象征氏族锦衍的火塘上。
   
     在往昔满族火祭、鹰祭等大型部落性萨满教祭奠中,有野合之俗,即在祭礼中通过了“神验” ——如闯火阵,跳涧,攀崖等方式的“巴图鲁”(勇士),不仅会被推选为狩猎首领,而且会得到美丽姑娘的爱情,族中英武的小伙也会在这个各氏族欢聚的喜庆日子找到了自己心上的姑娘。那麽,在祭神仪式结束后他(她)们就在野外的树屋,洞穴,树丛中的柳床等地渡过这爱情的狂欢之夜,俗称野合(7)。是时在青年男女野合的地方附近,往往挂上了一个花环,那麽,旁人就不会闯入,以免惊扰,因为花环传递了一个感情的信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之花正在怒放。
   
     在往昔满族的婚俗中,一个姑娘接受了男子的爱情,就会同意男子在她头上插各种色彩的野花,其中,中间的那朵是白的,因为,在萨满教观念中,白色象征太阳的颜色,太阳是生命之源,所以,白色是吉祥的颜色,北方民族的“尚日”习俗,其观念来自萨满教。这里,姑娘头上的野花成了订婚——爱情交流的标志,也同样寓含着萨满教的深层意识。
   
   注释:
   1) 王宏刚、金基浩《满族民俗文化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355页。
   2) 详见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98—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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