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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相残蒋汪有别,民国人文先秦风貌


   就其隐喻意味而言,孙文死在谋求大总统的半路上。不知是撒手得过于仓促,还是太过专注于大总统之位,孙文逝世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国民党的后事。就连遗嘱都是由汪精卫代写之后,签字了事的。当然,也幸亏汪精卫动笔,否则,以孙文的草莽根底,恐怕还写不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那么漂亮的文言。就像毛泽东根本不把他的共产党放在眼里,随便发动一个文革便把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孙文也同样只把国民党当作自己成为真命天子的工具,至于这个党在他身后的命运如何,只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了。这可能是这类领袖和其政党基于彼此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冷漠。相比之下,过去的帝王驾崩之际,最为关切的就是后事,于是有了众多的托孤故事,比如刘备之于诸葛亮的托付之类。对于政党领袖而言,手下的组织与骨肉之孤,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被孙文扔在半路上的国民党,一时间六神无主。幸好有个万众景仰的英雄偶像汪精卫,被众人推举为领袖,国民党才不致于分崩离析。继孙文之后执掌大权的汪精卫,虽然一时众望所归,但对国民党来说,毕竟缺乏孙文那样的凝聚力。汪精卫是一介颇有诗人气质的书生,还具有孙文其实并不具备的英雄人格。从精卫的自我命名中,可以看出此君之于古风的倾心。但这样的人物既缺少帮会大佬式的威严,没有老谋深算的运筹帷幄本事,又没有对历史的洞若观火,对政治格局的宏观把握。这些能力,倒是后来登上政治舞台的毛泽东,恰好全都具备的。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汪精卫个人生活的清廉,可谓极为鲜见。即便是后来的周恩来,都难以望其项背。两者早年都从理想主义革命家起步,并且都以革命的美男子著称,早年的汪精卫,确实对权力有过为一般政治人物所少有的淡泊之心。辛亥革命成功时,革命党人纷纷弹冠相庆,唯独汪精卫超然物外,兑现自己革命成功不为官的诺言。汪精卫不仅一表人材,风度翩翩,而且英气勃勃,文采飞扬:“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四句行将就义的铁窗诗,清末民初,传诵一时。正是这样的超凡出俗气度,打动了清廷重臣肃亲王,说服摄政王免其死刑。开明的肃亲王,最后竟与这位朝廷死囚成了知心朋友。汪精卫的人格魅力,于此亦可见一斑。至于汪精卫和陈璧君的生死恋,更是有口皆碑的革命传奇,世人闻之,无不动容。
   
   然而,政治毕竟不是审美,传奇只能与神话共存。一朝权力在手,汪精卫不得不按照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处世。相比后来崛起的蒋介石,汪精卫缺乏应有的清醒。彼此同样承继孙文从苏联习得的列宁主义政治衣钵,蒋介石侧重其江湖本性,汪精卫执着于孙文的既定方针。蒋介石打着国父的旗号,暗中学习的却是曾国藩;而汪精卫却有类于七十年代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凡是派,因循守旧,一切都按照先总理遗志行事。早年的理想主义,此刻变成了思维方式的僵化。这种僵化又以忠诚自许,凡是先总理制订的,全都照办。尽管汪精卫跟其他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一样,对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未必惬意;但联俄联共,不可动摇。倘若说共产党在孙文手里,还只是初生牛犊,那么经由汪精卫的关照,得以飞速成长壮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精卫对于共产党,颇有哺育之恩。
   
   孙文身后的国民党,鱼目混珠,错综复杂。而汪精卫又偏偏以最为凡是派的方式,重整了国民党。其中不仅偏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左翼占有很大比重,就连共产党人也占据了相当的席位。汪精卫如此突出国共合作,把孙文的国民党,几乎变成了向共产主义革命倾斜的同盟。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一时间都因此产生过经由国共合作、抵达革命成功的幻想。即便是毛泽东,在汪主席手下当了部长之后,也不无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无可否认,当时许多共产党人,都怀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抱负。其中不仅有陈独秀的《新青年》唤醒的理想主义气质,更有苏联的十月革命,还不曾显露出革命的残酷和肮脏,尚充满诗情画意而令人憧憬。憧憬是朦胧的,理想也是朦胧的。汪精卫及其国民党左翼领袖,就此与早期共产党人,朦胧到一起。一时间,彼此形成一团扑朔迷离的气氛,仿佛有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只需要磅礴的革命激情就可以抵达。这可能是国共之间真正有过的蜜月期,源自年轻一代知识男女之于未来的美好向往,也缘自两党的最高领袖,汪精卫和陈独秀,全都有些书生意气。只是如此一派朝气蓬勃,让一批老于世故的国民党右翼人物,时称西山会议派,极为反感。
   
   在蒋介石登台之前,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可说是凡是派意义上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与不赞同联俄联共的右翼利益集团的冲突。前者体现了孙文革命联俄联共的不切实际一面,后者看重的是革命本身的利益指向。西山会议派的那些人物,几乎个个都像帮会大佬。他们后来大都成了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主要支持力量。其中的吴稚辉,更是蒋氏的终生挚友。花里胡哨的中国政治,实际上通常捏在这类人物手里。任何理想主义的革命家,想要在中国获得成功,或者说想要击败这类人物,非得比这类人物更江湖、更流氓不可。可以说,这是蒋介石最后在党内胜出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从一介书生演变成史上最大流氓的奥秘所在。
   
   不过,汪精卫的恪守孙文遗志,在得罪国民党右翼的同时,也为他自己确立了一个在党内难以动摇的政治地位:正宗的衣钵传人。再加上他在政治操作能力上,还远没有达到长袖善舞的炉火纯青,无意间避免了身处险境。汪精卫的不擅拉帮结派,不懂培植自己实力,不知道掌握枪杆子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不成熟的特点,都会让对手在不以为然之余,感觉没有太大威胁。相反,脚踏实地、颇有政治操作能力的廖仲凯,自然而然就成了党内右翼的行刺目标。可以说,国共之间的蜜月期,最早是从廖仲凯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刻,开始出现裂痕的。只是双方的领袖如汪精卫、陈独秀,当时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凶险。因为国民党右翼真正形成气候,始自于蒋介石的登上政治舞台。
   
   由上海滩江湖革命家陈英士一手提拔起来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右翼的天然领袖。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与汪精卫恰好相反。仅以两人的革命起点为例,彼此间的对照,便可见一斑。同样是行刺,汪精卫刺杀的是清室权臣摄政王,蒋介石暗杀的却是革命同仁陶成章。汪氏此举之悲情之壮烈,普天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蒋氏作为之阴暗之卑劣,国民党内,人人讳莫如深。一者乃理想主义博浪一击,一者是功利之徒悍然一赌。一个充满了洋溢在《山海经》里的阳刚之气,一个全然是《三国演义》所津津乐道的狡诈阴狠。一个过于天真,一个过于无赖。一个是比林冲、鲁智深更豪迈更为光明磊落的替天行道,一个是泼皮牛二讨好宋江似的鸡鸣狗盗。倘若在混沌的远古时代,彼此高下立判,云泥分明。可是在一个污浊的政治泥潭里,在一场场诡计多端的党内角逐中,日后谁是输家,谁是赢家,却一目了然。
   为了骗取汪精卫的信任,蒋介石最初以装出一付同情革命、支持联俄联共的左翼模样,得到了汪氏的大力提携。及至羽翼丰满,蒋介石马上真相毕露,脱下理想主义的伪装,露出一付青红帮的泼皮嘴脸。蒋介石是个样样都跟汪精卫截然相反的人物,就连人生履历都相反。汪精卫从日本办革命党人的报刊开始革命生涯,而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铺垫,却是在上海滩拜老头子,混迹于青红帮。就审美而言,蒋介石的政治起点是不堪入目的;但在实际的政治历练上,蒋介石却获得了连孙文都不具备的务实。须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争于力气”(韩非子语),比赛权谋,从来不具审美价值,也不以审美为然。以一种帮会式的务实头脑,蒋介石从来没有被眼花瞭乱的革命辞藻所迷惑,而是凭着争权夺利的常识行事。
   
   正是凭着这样的常识,蒋介石一眼看出了联共联俄的荒唐。天底下哪有免费午餐?苏联人如此慷慨,难道会没有所图?在苏联人的指使底下,共产党籍北伐之机,一面铺天盖地搞农运工运,一面渗透军队渗透国民党,脑子再糊涂的人也看得出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精于盘算的蒋介石。说他胸有大志,似乎是过于抬举;但说志大才疏,却只适用于孙中山。蒋介石是个有多少本事冒多大风险的政治赌徒。他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不能让共产党吞并,中国不能变成第二个苏联,马上就借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及其后台苏联人发难。虽然发难的方式不无泼皮,但传递的信号却十分明确:蒋某人不是孙逸仙,你们援助的欠债向先总理讨去,将来北伐成功的果实只能归我蒋某人。与孙文把个江湖革命搞得一团浆糊截然不同,蒋介石把利害得失算得清清楚楚。
   
   平心而论,蒋介石很奇特地具有其他国民党人,包括孙文在内,都没有的头脑:知道学习曾国藩。这个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投机者,天性不喜造反有理,而崇拜枭雄人物;曾经有一度对希特勒五体投地,差点将《我的奋斗》与曾文正公的书文相媲美。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品性,蒋氏当年甫登政坛,便断然扮演了对共产党毫不留情的狠兄;倘若可以把孙文看作是共产党诞生之际的教母,把列宁看作是其教父的话。蒋介石唯有在投汪精卫所好时扮演过一段时间伪君子,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个面目清晰的真小人,并且有着一付不容异见的小肚鸡肠。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复杂的抗日局面里以坐观虎斗、消极抗战的方式壮大了共产党,蒋介石在北伐进程中以断然分共的方式拯救了国民党。既然中国的政局早已经由孙文革命回到了《三国演义》的格局里,或者说回到了春秋战国式的逐鹿天下,那么利益的权衡就会自然取代理想的标高。
   
   蒋介石的分共,不仅扫除了当初孙文笼罩在国民党头上的理想主义迷雾,同时也迫使共产党变得实际起来,渐渐学会遵循利害关系的准则,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方式,从事他们的所谓革命。孙文的国共合作好比一场包办婚姻,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虚情假意。倘若是两帮强盗合伙抢劫,只要说清楚如何分赃,或许还不至于火并。可是将两个利益集团以假装拥有共同理想的方式撮合到一起,早晚要反目成仇。不啻蒋介石洞若观火,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也同样心知肚明。也许只有汪精卫和陈独秀书生气十足,竟然会在国共誓不两立的当口,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苦口婆心地劝阻双方,不要兵戎相见;这就好比在两群准备你死我活的豺狼之间,彼此并肩做了一对牧羊人。结果,自然是双双遭到自己阵营的痛骂。汪精卫辞职去国,陈独秀则被罢免总书记。倘若这两位国共领袖联袂写一篇文情并茂的什么辞章,也许会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可是发表如此善良如此糊涂的宣言,却只能成为一个苦涩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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