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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四)

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1988 年秋,海南有个洋浦开发问题。本来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名叫张维【236】的,大概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吧。他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出租土地使用权给外商涉及国家主权。这当然不对。但人家提出一个看法可以讨论嘛。但李先念知道这虽然是田纪云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这件事在一个文件上批判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可见李先念不仅到处骂我,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我,煽动别人反对我。王震同志过去和我没有什么矛盾,有些事同他说说,可以得到支持。但1988年以后情况就变了,积极反对我。至于“六四”以后,更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237】后台。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动与邓力群的影响有关系。
   
   再讲一个批租土地利用外资开发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固然有炒买炒卖出现过热的现象,把这个问题解决,开放土地市场,对我们改革开放、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具有很大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中,把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市场交易,形成房地产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来我们宪法上规定土地不能转让,不能出租,所以这个问题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后,只是在深圳曾划出一块土地给胡应湘【238】进行开发,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说划给外商的土地太多了,至于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许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中,吸引外商到我们这儿投资开工厂、办企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行。而要搞基础设施,就要很大一笔投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事情就卡住了。多年来搞开发区,首先就是把土地开放出来,使土地变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础设施,然后盖厂房,盖写字楼。当时计算过,一平方公里面积这方面的费用就要一亿多元,现在恐怕要更多。所以开发区往往进展很慢,我们城市建设都是这种情况。市政建设修路没有钱,搞三通一平没有钱,许多土地闲置在那里。
   
   记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东【240】谈话时谈到,市政建设没有资金。他说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呢?当时我觉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没有资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联不在一起。他说,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让别人开发嘛!是啊,香港那个地方我也知道,一块土地很快就盖起大楼,盖成一条街,很快就改变了那一块地方的面貌,而我们就非常困难。霍英东当时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把这个看法跟上海的市长、书记谈谈,后来不知道他去了没有。他这个看法对我有启发。我们有土地没有钱,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块地方建设起来了。后来我到上海也有这个感觉。上海浦东这个地方同上海市区就隔了一条江,发展上海如果把这个地方搞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开发这个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资金,搞基础设施,再招来外商。大约是1987年,上海介绍一位美籍华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来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东这个地方租给给外商,只要有优惠政策,外商是愿意的,但时间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后,要给他一个转让的权利,他们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我问他,出让这些土地后外商愿意来投资吗?需要什么条件?他说,这容易办到,不需要特区那样的条件,只要像闵行经济区那样就行了。我当时想,条件比闵行更优惠一些,接近于特区的条件也可以考虑,所以很有兴趣。因为这位美籍华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绍给我的,我就让汪道涵负责这件事。考虑到上海这个举动会各方瞩目,为了能疏通各个方面,我考虑除了汪道涵,还要把陈国栋【243】拉进来。他与陈云有些来往,他的话陈云也容易听得进去。我知道陈国栋比较谨慎,对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研究。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大,因为过去想在上海搞开放,陈云有顾虑。82年时他讲过对上海、江浙这些地方要谨慎,因为在那里搞资本主义,人们熟门熟路,滑下去很容易。所以,上海改革开放所以推迟一是这个地方举足轻重,另外与陈云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后来。听说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到上海搞晚了,我想这是对的。如果当年早一点搞,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浦东开发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实际上86、87年就酝酿这个事,开发的方式也是批租。浦东的事,我曾向陈云谈过,他没有表态。这个事我也向邓做了宣传,他非常赞成,说这样好的事,要赶快搞。但我当时感到老人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继续研究酝酿吧。
   
   洋浦的开发问题。洋浦在海南儋县,这个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没有水,什么都不能种。我们要搞有困难。如果出租给外商,他们可以很快搞起来。当时许士杰【245】、梁湘【246】按这个设想同外商熊谷组【247】接触,人家很有兴趣,愿意拿几十个亿来搞。但当时国内许多人对此没有想通。我国原来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压迫啊,租界啊,大家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当时张维他们去进行考察,写了个报告,说大批土地租给外国,成了国中之国,是出卖主权。1989年人代会期间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一场风波。许士杰在会上作了解释,但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反对的调子非常高,有无幕后原因我不知道。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应,坚决要把这个计划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责任。李先念知道这一情况后,给小平写了封信,说这种开发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绝不能这样搞。邓不了解情况,看到当时那么多人反对,就说此事暂不要搞。也是在这个前后,陈云也转一个材料给我,批示说此事要慎重。
   
   由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主权问题,所以我叫特区办搞了一个详细材料,说明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我把这些材料转给了陈云,同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土地只包给一家是不是好,还可以研究,但这决不涉及主权问题。陈云看了我的信后没有再说什么了。就在这个时期,我到邓那里去,他又问洋浦的事,我就说这件事实在是一件不了解情况的误会。我说,洋浦这么一块荒地,你如果不包给外商,放在那儿再过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块荒地。包给外商,他来开发,那里很快就成为繁荣的地方,和港口配起套来。人家拿几十亿港币来投资都不怕,我们怕什么?说是涉及主权,完全是没有常识。邓听后说这是好事,原来我不清楚,我原来说的不对,还是要搞。后来梁湘、许士杰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洋浦开发的打算。邓看后作了批示转我,说原来反映的情况不实,我说暂不搞,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应该搞,积极地搞。王震这个人对政治经济改革是反对的(农垦系统的改革他就反对),但他对开放、对洋浦租给外商开发是支持的。原来我想找他出面讲讲话,但他看到各方反对就不讲话了,还说要重新考虑。邓批示以后我告诉他,他也表示支持。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办特区的时候,就有议论说会演变成殖民地,像澳门一样,澳门一开始是租给葡萄牙晒渔网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殖民地。实际当时清朝是腐败无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外国人怕中国变,一天宣布什么都不算数了,甚至把外国资本没收了。哪有中国怕外国的道理?他把钱投到中国,中国还害怕吗?又如海上石油勘探,吸收外资,在合同上要求很多,总怕自己吃亏,思想保守,算小账不算大帐。总之,一些人在对外开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亏。中国多年搞闭关自守,名为独立自主,实际上搞闭关自守。有人一听说引进,就觉得不光彩。这有什么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制造,什么都要从国内解决,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对外贸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东西同人家交换,这也是自力更生嘛。这种闭关自守的想法,不会利用自己的长处。李鹏趁各方议论纷纷之际,也卡洋浦。他本来对洋浦开发一点不支持,他特别给特区办下文,说没有国务院的通知,洋浦开发区不能动。就这样把洋浦的事压下来了。本来这件事是副总理田纪云主持定下来的,总之他是借治理整顿处处阻止改革开放。
   
   还有件事,王纪宽【248】曾捎来一个信息,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想在广东惠阳地区搞一个年产30万辆的汽车厂,条件很好,全部外销。如果电力有问题,他们自己搞电厂。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国来生产。这样可以带动三、四十家中国工厂来为它服务。这是独资来搞,也不要我们配套资金。我当时听了很高兴,认为很重要,我曾就这件事给姚依林、李鹏写了封信,认为这是好事,而且当时许多外商怕中国政策变,不敢继续来投资,特别是独资。这件事如办起来也是开了一个好头。但姚依林、李鹏对此很消极,他批给机械部,机械部总想自己搞不让外资进来搞汽车工业。姚依林赞成他们的意见,认为不能搞。李鹏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不搞,把报告转给我,于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这样放下来了。“六四”以后听说又想搞,是不是邓知道了干预了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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