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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二)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来,十三大开得非常成功,会后各方面的形势也很好。原计划在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为一个特区省,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而且着手制定《企业法》。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了建立海南特区省,还通过了《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条例;并修改了宪法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在这个文件里正式承认,在我国目前阶段,不仅个体经营而且私营企业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给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宪法还有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规定可以出租。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企业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们推行承包制,这也是两权分离【229】的一种形式。1988年则着重强调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制。随后又提出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大中型企业实施股份制。提出用嫁接的办法,引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把合资企业的机制引入了大中型企业,也等于嫁接了一个机制,改造大中型企业。后来我看到浙江兰溪5家国营企业放开经营的消息,给我以启发。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业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思路。所谓放开经营,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包括价格,包括生产什么东西,包括分配,属于企业的事都由企业去解决,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独立经营,放开经营。

   
   到了8、9月份,我把放开经营、自负盈亏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强调放开经营和自负盈亏要结合起来:只有放开经营才能自负盈亏,只有自负盈亏才能放开经营。否则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那不行。我曾经说过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叫做“无上级企业”,这个话当然不一定确切,实际上是说这样的企业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我还很强调股份制问题。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使企业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增强它在价格改革时的承受力。提出价格改革以后,后期感到价格改革归根结底决定于企业的效益,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为了价格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讲到企业的改革,后来还讲到政治改革。当时是从价格改革出发提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来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和企业的产权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涉及到企业法人的问题,触及到企业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我也很重视股份制。1988年9月我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30】谈话时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那时企业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提出股份制也是这个意思。当时为了推进改革开放,1987年冬还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我另外再详谈。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广东全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各方面都先行一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举措。
   
   总之,1988年不论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这些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将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进一步。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这样做,在十三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下,把整个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但很可惜,由于价格改革失当,整个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深化、前进,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顿告终,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顿提出以后,有些情况变化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首先是国务院那边,李鹏、姚依林他们借着治理整顿的机会大肆复旧,使改革全面回潮。他们接二连三颁发了许多条例、法令、规定,除控制基本建设外,实际上把前几年搞活企业的措施,绝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又收了回来。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不高于1988年,这本来是我提出的作为预期目标,是我们预计各项工作搞的结果。但他们把它变为行政指令层层分下去,变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物价,以至把一些早已放开的物价又管死了。一个时期甚至把农村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后,留给地区和群众让他们在品种、有无、多少之间互相调剂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管起来。刚刚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统统作废了。可以说,这是体制大的复旧,改革的大回潮。他们把许多权力集中到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如为控制信贷,甚至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们搞这种治理整顿,不久就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年改革出现的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个体经济、合资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国家经济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另外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变化,就是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虽然这个时期,我通过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本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所以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
   
   但是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我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这个机会他们把持治理整顿的控制权,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我本人,无法过问经济,使他们能够借治理整顿大搞复旧。因为常委、财经小组是不会同意他们这么搞的。
   
   前面我已说过,群众有储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物品。如果能够及早提高存款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在财经小组会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银行储蓄利息,小组其他同志如张劲夫【231】、杜润生都同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国务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储蓄。后来虽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决问题。他们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减贷款指标。结果贷款指针控制得很严,规模缩得很小,使农产品收购没有资金;工厂技术改造也没有资金;甚至流动资金都没有。结果生产停滞、滑坡。
   
   另外,人民储蓄大量减少,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贷款大量紧缩,造成生产、流通的困难。而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没有减少,大大超过上一年。这就证明这种方法不对头。当时我的意见是,贷款的控制,既要从紧,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顾生产;另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储蓄问题,稳定人心。但是我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执行。同时党内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总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不谋而合。这股风刮得很大,当时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报道,说我已被架空,不再过问经济,已没有过问经济的权力。一次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照相时,小平还问我:“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怎么能不管经济呢?”总之当时这股风刮得不小,国务院那边内外配合,迫使我不过问经济,只管党务就是了。
   
   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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