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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最终篇)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和意见。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问确实有所滋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

   
   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1987 年4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12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
   
   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开来。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展民主。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个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
   
   (五)对"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项指责的保留意见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彻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如李鹏同志报告中指责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责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因病请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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