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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九)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200】,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201】,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202】去查这件事。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面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要全面、认真、准确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除了王若望、方励之,邓早已决定开除党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是由邓力群、胡乔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远。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203】如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204】和张显扬【205】。吴祖光【206】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王若水【207】由劝退改为除名。苏绍智【208】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孙长江【209】原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聂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孙长江的材料书记处讨论了,还是要开除党籍,聂帅知道了就给陈云写了条子,说孙过去在科技日报工作表现不错,建议不要作这样处理。陈云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他同意聂帅的意见。我借此机会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处理,也应当按聂帅、陈云批示的精神来考虑。意思是可像孙长江这样处理。从这以后,处理人的事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关于在报上点名和不点名批判问题。虽然四号文件对此已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有了明确的态度,指出不允许发表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空洞重复;切忌运用“文革”和过去运动中不恰当的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以发表。一切与反自由化没有关系的报刊,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自从反自由化一开始,邓力群就组织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210】,是说理的,反映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部、培养干部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连邓小平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以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我的意见。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212】,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还有江西一位女的书记,她主要是工作不胜任,与反自由化无关。还有内蒙古书记张曙光【216】,因他自己说话不当,耀邦辞职后,他的态度有些反常,引起许多议论,也不能不变动。对这些人处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位。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 年4月28日,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我于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由于邓在这一时期先后对外宾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这次讲话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在讨论我的讲话稿的书记处、政治局会议上,我除了对反自由化当中出现的以左反右企图冲破中央四号文件规定的种种干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外,还反复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关成改革开放的会议。从现在起就要为开好十三大做好舆论准备。
   
   第二,这次开展反自由化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自由化泛滥的问题。泛滥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个插曲,是由领导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不难解决。但泛滥问题解决以后,进一步解决是个长期任务。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开放。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达到四个坚持的目的。不搞改革开放,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不能企图依靠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为了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我们一个时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扰是对的,但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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