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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九)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什么只讲劳动密集呢?我们这个大国,有这么大的科技力量,为什么不去搞新技术产业呀?"我们说所谓机遇,是什么机遇呢?就是世界经济改组--逐渐地把那些劳动力成本占比例比较大的产品转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去。我们是从利用这个机遇提出问题的。我们如果有条件,当然应当发展高尖端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但是现在国际市场结构改组并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遇,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大量地出口资本密集或者是技术密集产品。因为我们缺的是资金,缺的是设备。仅仅解决部分国营企业、少数先进技术企业的出口问题,不能解决沿海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这丝毫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是起骨干作用,应该起骨干带头作用。也不是说不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应当积极地搞。但是大量地搞,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首先利用这个机遇,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等我们有了资金,就可以引进设备,技术等级就会逐渐提高,产品质量也会逐渐提高,而这样恰恰能够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的时机来得更快。不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只是好高骛远地一厢情愿,那么将来这个机会可能就根本来不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为什么日本现在就要把劳动密集型向外转,为什么四小龙就要往外转,一开始他们不也是利用了机遇,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吗?
   
   当时还有别的顾虑。比如说我的意见提出以后,刚才我讲了,邓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称赞的。但是陈云同志就没有个明确的态度。我直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只讲了一句话:"噢,两头在外啊?两头在外不容易啊。"至于李先念嘛,就是反对的了。李先念说:"你大进大出,恐怕只能大进而不可能大出啊。"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顾虑还是很多。比如地方利益的问题一一内地省份认为只讲沿海省份不讲他们了;讲乡镇企业不讲大中型企业;讲劳动密集不讲先进技术。所以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陈旧的问题,这是长期执行计划经济、长期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形成闭关自守所造成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八五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我们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调整基本建设的结构,当时讲几年内基本建设不增加,总规模不增加,使结构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部署。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有人担心,现在提出沿海发展战略,那就是沿海建设的规模要扩大了,还可能需要国内一部分配套资金,必然会同全国稳定经济发生矛盾,必然会冲击稳定全国经济的部署。又要欠债啊!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些顾虑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利用沿海这个机遇,两头在外,利用外资,沿海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会冲击国内经济的稳定。(录音不清)……老企业的改造上,采取嫁接的办法,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嫁接国外的资金,嫁接国外的技术,嫁接国外的管理,以及销售网。这样我们国内就不用多少配套资金,另外把各地方留成外汇作为周转外汇进口原料然后加工出口,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更根本上来讲,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冲击稳定经济,相反还会促进全国经济的稳定。
   
   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李鹏、姚依林他们就趁机用行政的办法全面压缩、全面收紧,根本不管沿海了。把沿海很多原来实行这个战略所确定的政策,所确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绝大部分变掉了。对外一些已经确定引进外资的项目也不搞了。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顾虑,专门讲了网开一面。我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调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是开放的条件,能够通过同国际市场的交换,通过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来缓解我们国内的矛盾,来减少我们在调整期间的困难。这本来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减少困难和矛盾。所以现在对沿海网开一面,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全国的治理整顿。无论如何不要把全面压缩、收紧这一套东西搞到沿海去。当然沿海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整顿治理,那可以有重点地搞。沿海可以趁这个机会搞结构调整,比如说搞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可以大量进一步发展;主要消耗国内原材料的,可以适当压缩,有条件的要转向外向型经济。当时如果能够这样很好实施的话,我看我们治理整顿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当然也要说,虽然当时国务院对沿海不加照顾、全面压缩,大大影响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贻误了沿海经济几年的发展。但是由于有这个沿海发展战略,由于沿海有了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以治理整顿中问,终究沿海的情况还是好于内地。

   
   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问沿海和内地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上一直没有处理好。解放初,一头倒向苏联,准备和台湾打仗,所以一直把内地作为建设的重点。本来沿海经济基础比内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内地。以后又要和苏联打仗,进一步搞"大三线",沿海的条件没有很好地利用。虽然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感觉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提出要发挥沿海的积极因素,但是根本没有落实,沿海那些很好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充分地利用。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沿海经济有条件发展得快,内地经济不可能搞得太快。但是,全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长期没有明确沿海和内地实行不同的方针,常常是一刀切。强调快速发展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都加快发展;强调收缩也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一起收缩。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沿海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八八年治理整顿时,沿海刚刚顺利发展几年,本来势头很好,完全可以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果呢?收缩。使沿海又大大减缓了速度。去年邓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又是强调发展,不仅是沿海,内地也非常热。依我看,现在沿海除了房地产、股票出了一点问题以外(这可以有重点地解决),整个沿海来讲,发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况是很好的。现在[编者注:指1993年]又提出整顿,又要所谓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还是用了很多行政的办法,这次是不是又来个一刀切,内地沿海同时收缩?沿海刚刚利用这个机遇要顺利发展的时候,又来一个收缩下马,就看这一次怎么样了。这是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还有一样很不好的东西,就是长官意志,地方长官意志。这个地方长官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太大!他们往往按主观愿望而不是经济规律办事。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么我也得搞什么。本来经济问题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况办,内地就按内地的情况办。治海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内地基本上实行资源开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品生产。如果市场真正起作用,经济实体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完全根据市场的作用来调配资源,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那情况就会好得多。真正由经济实体,也就是市场的主体--各个企业、各个经济单位,根据效益和市场原则,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他们自主决定。内地用内地的办法,沿海用沿海的办法。而现在是长官意志决定。这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经济的那些人。他们脑子一直是全国一盘棋、全国集中统一,称为"全国几统一",他们把很多权力集中到中央。主张均衡发展,即地区之间差别不能太大。这些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二是,由于政企没分开,地方长官的意志对经济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厢情愿,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所以要根本解决问题,恐怕还是得靠真正的经济体制转型,真正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当然,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逐步的,一下解决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过热啊,宏观调控啊,根本是因为市场规模不够,地方经济实体自主权不够,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长官意志的影响。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把握总的方向。同时,就是要在转型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区的区别。一定要对沿海地区网开一面。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
   
   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优势,充分利用它的条件,使沿海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附录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时的讲话
   
   1989年5月4日
   
   赵紫阳
   
   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对待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本身,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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