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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目的

法治的目的

   郭国汀

   

   法治通过防范限制统权者行政司法权力和保障人民自由两方面的功能实现六项基本目标。首先,法治旨在防范(统治者)专制统治;其次,法治目的在于限制(法官)自由决定权(任意裁决权);再次,法治意在防止行政权及官员滥用权力;第四,法治为公民提供社会秩序体制行为规范以便他们妥善安排生活;第五,法治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任意侵犯;第六,法治的终极目标在于保障社会公正、公平、公道和正义,维护公秩良俗和法律秩序,实现全社会成员互助互爱,和谐共处,享受自由快乐幸福的人生。从法治的六大目标亦可证实:中共专制暴政下决不可能有所谓法治!

   一、法治旨在防范统治者的专制统治

   “专制(源于拉丁语)表明某一裁决是按照裁决者的自由决定权,而非根据法治做出”。[1] 预防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对国民的统治,是法治的首要目的。即使国王也必须服从法律并受其约束,“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等源自古希腊雅典大哲的法律哲思,与中国儒家传统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尊下卑,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只讲下服从上,却不究限制绝对皇权的“刑不上大夫”,“朕就是法律”及法国路易十六世之“我就是国家”形成绝然相反的概念。或许这就是人性恶与人性善的区别,也是上帝观与市俗观的分野。人性恶的推论,导出对任何人均有可能变坏的预测,因而相应地有用法律制约权力的预防;性本善的推论则反之,于是“德治”(人治)大于法治理所当然。在上帝宗教思想指导下,那怕国王在法律下也与平民平等,亦即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顺理成章。因此由性恶论和上帝宗教观必然推导出法律至高无上,而性善论和无神论则与专制、德治、人治相伴相生。在特殊情况下,专制国家也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法治”,但“暴政”下不可能有法治生存的余地,而“极权专制流氓暴政”下,绝对不可能有法治。因为法治的基本功能正在于限制约束政府权力,防止专制暴政。至于“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绝大多数国家均有法制,除非无政府状态下或象中共盗国窃政始到1979年期间,但其仅是作为政府合法管理社会或镇压的工具而已。

   法治观念最早是由伯拉图提出:“在法律受制于其它某种权力而非它自身的地方,国家的崩溃即为期不远了。但是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及政府是法律的奴隶,那么情形就充满希望,人就能充分享受上帝对一个国家的保佑和祝福 ”。[2]亦即伯拉图认为只有法律至高无上,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否则国家随时处于不安定状态;他进一步指出:“在法律本身受制于某种权威或缺乏至上权威之所,我看到此处面临着破坏;但是在法律至高无上或统治者成为法律的奴隶之所,我预见到神赋予城市的安全和所有良好的事物”。[3]这里伯拉图指出了法律的客观公正的精神与维护社会秩序安宁的功能;他论证道:“人的统治或在政治社会中的人类至上应受到谴责,因为人性使得人拥有管理一切的专制独裁权力时,完全不能控制人类避免变成自高自大傲慢无礼和不公不义”。[4]亦即伯图拉清醒地认识到人性天然的弱点,权力的巨大腐蚀性及人类天性中的恶的原罪因素。人的主观可变性与法律的客观与恒定性,决定了唯有法治而非人治才是最佳的社会管制方法; 最后他确认法治乃“人类内心某种不朽的理性或理解”之治。[5]亦即他认为人类理性是克服人类天性中恶的原罪的武器,人类理性导向法治,而哲学家是最有理性的人,因此,他认为由哲学家当国王最理想。

   亚里士多德是伯拉图的高足,他认为:“法律应当统治”,那些“当权者应当成为法律的仆人” 。[6] 他论证说: “命令法律应当统治的人,可以被视为命令只有上帝和理性应当管制;命令某个人应当统治的人,增加了兽类的性质。各种欲望(高级灵魂亦然)具有此类兽性,即便是最好的人的欲望,也会使任职高官者变坏。因此,法律可以定义为:排除所有情欲或愤恨的理性”。[7]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受伯拉图的影响至深,他的法治观,人性论及法律精神和人类理性均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同样持理性至上论,认为唯有不偏不依客观公正的法律精神,方能克服人类天然具有的各种欲望,因为那怕是最好的人的欲望,最终亦有可能变坏,而法律至上就是制约人类欲望限制权力保护个体的最佳良方。

   二、法治的直接目的在于限制法官的自由决定权

   “法官必须具体适用法律规则,然而,显然此种理想状态从来未能完全实现。法治理论的作用乃是陈述‘典型的理想’境界”。[8]

   自由决定权,亦称做任意裁决权或自由心证权,是任何国家的法官判案时均享有的一项有限权力;因为任何法律都是抽象的原规、规则和行为规范,由于人的思想异同,人类的活动行为差异千差万别,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因此,必须赋予法官有限的自由心证权,才可能有效地行使审判权。一般而言,罗马成文法系的法官,注重逻辑推理演译,法律大多为成文法和制定法,因而其自由心证权相当有限;而不成文判例法的英美法系的法官侧重归纳综合和经验,其判案依据多为先例和由习惯法形成的共同法,因而英美法官的自由心证权要大于大陆法系的法官。英美等国高等法院以上的法官所做的判决,具有判例效力,亦即高等法官实质上有造法权。绝对没有任何自由决定权的法官,必定成为机器人,当然并非法治的要求和目的。工匠式的法官和政治家式的法官的区别在于,前者虽然更保守也相对缺乏主观能动性但更能遵循法治,这或许正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绝大多数属于保守的工匠式法官的原因;而后者似乎更能与时俱进,配合时代社会政治发展之需,然而却更趋向于破坏法治。法治要求法官判案必须依据具体的法律规则,而不得随心所欲,自由心证的运用必须限制在极少数情况下为之。

    三、“法治最主要的直接目标乃是防止行政权及官员滥用权力”。[9]

   任何社会均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主要权力部门组成;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平衡原则是防止专制暴政最有效的手段。法治要求行政官员必须在法律约束范围内行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禁止官员超越法律权限范围,旨在制止官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在三权绝对不分的国家,无一例外最终全部变成专制暴政;在形式上三权有所分立,但实质上三权不分之所,同样只能是专制暴政,仅是不如前者赤裸裸而已,但此种政权往往比前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对国民的危害未必比前者更轻;因为前者人们容易认清其严重危害性,也就不易受骗上当,国民也易极时奋起反抗终结专制暴政;后者则由于恐怖的实际暴力加上伪善的欺骗宣传,导致国民因长期在愚民政策宣传误导,暴力恐怖的威吓下,麻木不仁丧失反抗精神,因此长期蒙受专制暴政的揉躏欺凌而更加痛苦。真正的法治,即有效地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个人权利。

   四、法治意在“为(公民遵循)社会公秩良俗体制提供行为规范”。[10]

    例如在刑法领域法治具体体现为:法院为更好地维护正义及更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而采用的一系列规则、技术和程序。

   (a) 在司法程序中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法院审理时均应同等对待。

   (b) “那些自认为自已的权利受到侵犯的任何人均得自由诉诸法院,而那些被认为违反了法律的任何人应当被带至法院面前”。[11]这也是中共暴政下决不可能有法治的根据之一,中国人的诉权被严重限制,中共撑控下的法院不时以内部文件的方式,非法剥夺国人的诉权,诸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法轮功,宪法权利,强制拆迁等受害者往往告状无门,法院公然拒绝受理案件的情事比比皆是。

   (c) 迅速带至法官或司法官员面前听证的权利。中共暴政下,根本没有该项制度。

   (d) 非经正当司法程序不得非法搜查、扣押、拘禁。中共专制暴政下,非法任意搜查、扣押、拘禁、绑架、暴力欧打甚至酷刑几成家常便餐。

   (e) 无罪推定,举证责任归控方或主张事实的一方。[12]

   (f)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和人权律师高智晟均两度受到流氓暴政用电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

   (g) 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倒置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和与外界隔离的状态,审讯是在秘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一旦发生刑讯逼供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指控受到刑讯逼供,必须实行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依反酷刑公约第13条和第16 条之规定,凡有此种指控即应迅速由公正权力机构或法官举行公正的审查。而且不得因嫌疑人举报加重处罚。

   (h) 律师辩护的权利。如杨佳案和邓玉娇案中,中共当局皆强行阻止当事人自由聘请律师,而强行指定官派律师。

   (i) 律师在场权。在防止酷刑方面最关健的是在侦察、审讯过程中的律师在场权。该项权利包括:警察必须履行法定告知程序: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其任何陈述都将被当作呈堂证供,其有权请律师,每次讯问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规定违反这些程序规定的强制后果。采用录音录像纪录审讯的时间地点全过程以供查核,律师有权查阅复制。

   (j)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我证罪或被强迫坦白认罪。[13]中共暴政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审判规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在实务中往往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严”。是典型的法盲规则。

   (k) 沉默权。被告人在调查及审讯过程中的沉默权源于无罪推定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和不被强迫供述权。

   (l)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依国际法凡依酷刑或残忍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式取得的口供必须从证据中排除。

   (m) 自然正义的准则。自然正义的规则包括如下原则:任何人不得自我审判;判决不得依据不诚信,不当动机,偏见或预定意见作出;任何权利受到判决影响的人有权听证;[14]

   (n) 独立司法官的公正审判。中共一党操控法院使得法官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独立判断,更不可能有任何司法公正存在。

   (o) 迅速有效地执行裁决。[15]

    上述十五项具体法治规则,在大陆中国基本上不存在,足以证实中共专制暴政下决没有法治生存之余地。

   五、法治的目的在于使公民免受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控制和任意侵犯

   法治的保护功能主要体现为保护公民个人自由,使公民免受任何人或团体的控制与任意侵犯。正由于中共专制暴政下,仅有宪法“国家实行法治”的一纸空文,而没有任何实现法治的切实可行的具体规则与程序保障,因此,中国人在专制暴政下,实质上人人均无自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可悲下场不必细说,前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下场,再次印证,专制暴政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暴政的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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