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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刮起“取消民族自治“风?

   东赛按语:
   这个风向至少有两种可能:
   
   1,通过试探寻找出路;2,制造舆论,转移视线。
   ————

   
   多维独家报导:取消民族自治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
   DWNEWS.COM-- 2009年7月9日21:50:21(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特约记者谷又龙报导/“民族问题在中国本来并不严重、不是主要矛盾,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凸显了民族问题,结果逆转了当政者的原意,反而扩大了民族隔阂,加剧了民族对立,这是这次新疆暴乱事件的乱因之一,也是去年西藏暴乱的乱因背景,将之全推给境外各种势力,是为自已推脱责任的做法,境外势力其实只是诱因之一。”政治观察员何频认为,中国高层决策者必须检讨六十年来包括设立民族自治区、安排少数民族花瓶官员、在教育、计划生育等等领域对少数民族特殊优惠等等在内的民族政策,从根本上调整民族关系。
   
   新疆暴乱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不仅两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周永康)、一名政治局委员(王乐泉)、一名国务委员(孟建柱)全力指挥处理这一中共建国以来罕见的严重民族冲突,总书记胡锦涛也从意大利提前回国处理危机。政治观察者何频,日前在洛杉矶与一些关心中国问题的人士讨论了乌鲁木齐“7·5”暴动事件,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根源和处理之道,希望当局治标更要治本,要釜底抽薪,而不要抱薪救火。
   
   何频18年前创办的明镜出版社,从来将中国的社会矛盾、动乱和少数民族问题作为观注要点,最近仅仅一年之內,就出版了《中国反恐大布兵》、《西藏之乱》、《2009中国本命年》、《中国民变》、《胡温难关》、《十面埋伏中南海》等一批专著,《新疆之乱》一书早完成了大部分内容,目前正在编校之中,即将出版。
   
   何频希望这些书,能够给中国各级执政者提供一些非官方的思考角度。何频说,“缺乏来自民间的声音,是中国决策常常错失的根由”。
   
   何频认为,以中国目前公安、武警的力量以及官方掌控的其它雄厚资源,对局部爆发的动乱、暴乱和群体事件,足以在一段时间内压下去。但是这只是拆东墙补西墙而已。社会动乱、暴乱和群体事件,就像一个万花筒,是千变万化的,你刚刚针对某一因素或某几因素引发的民变,总结了教训,採取了对策,另一类矛盾又爆发了,不仅让你防不胜防,压不胜压;而且可能压而不服,埋下更大祸根。
   
   他指出,与其它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本来并不严重突出,原因在於,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实力相差十分悬殊,中国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不可能撼动共产党的一统天下。然而,中国的民族问题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非但没有像当局一再歌唱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一条心”,近年来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纠纷愈演愈烈,此起彼伏。个中缘由,固然有境外各种势力千方百计影响国内,但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归咎于中国执政者历史长远的、错误的民族政策,以及在这一民族政策下,培植起来的一批可能听话、享有特权却无能的民族官员。西藏、新疆的暴乱事件是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标志着这一民族政策的失败。
   
   何频列举了一系列官方举措,证明中国当局如何自己对民族隔阂、民族界限给予强化。他说:中共为凸显所谓“民族团结”,在各种官方正式场合,从中共党代会、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要刻意安排一些人穿戴民族服装——许多少数民族人士说,他们一年也就穿这么一两次;明明少数民族人口如此之少,却成立五个疆域如此辽阔的“自治区”,各机关也特别突出“花瓶”般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建立以族裔、血统为入学资格的各种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在教育、计划生育方面,制定种种照顾少数民族的优惠条款……这些实际上制造了或拉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引起了双方的不满。中国有56个民族,而美国的族裔更多,几百个,能特殊照顾得过来吗?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政策,照顾的不是少数民族的民众,而是一批人士的特殊利益、腐败行径,给弄虚作假提供了机会。
   
   何频指出,现在民族之间的对立和骚乱不仅发生在新疆、西藏这些地区,在全国各地凡有多种民族存在的地方到处开花。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这一严峻现实,唯利是图、自身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宁愿漠视中国严重的社会冲突和中国当权者的执政缺失。可以断定,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进行政治调整,今后类似事件还会在不同程度上重演,如果形成各地呼应,麻烦就大了。“光依靠资本家的钞票和马屁文章是救不了中国的”。
   
   何频说,他接触了不少中国官员和学者,发现他们对于中国的危机抱有忧患意识,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中国最高决策层也制定了不少措施,成立了以王储习近平为首的维稳机构,建立了多套维护稳定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他注意到,由于目前处在中共建政60年以来得到国际国内认同最高的时期,过去难办的事,现在有了解决的机会和条件。但是中国的许多官员也滋长了一种傲慢自大和满不在乎的情绪,总认为“六四”那样的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阴沟里怎么翻得了船?依靠高速增长的经济,可以减缓甚至消解大量潜在的危机因素,最终能够度过难关。基于这种心理,当局用以化解矛盾的统战工作,功能越来越弱,日益功利,没有抓住某种对中国有利的机遇,建立和缓和与各界人士、社会其它群体的友善沟通。与西藏流亡团体的对话,过于居高临下;而对于一些人士的归国和出国,设置重重不必要的障碍。可以说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中,扩大了所谓“敌对势力”的阵营。
   
   何频指出,对待少数民族,治本之策,是尊重其独有的宗教、文化,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而在公民基本权利上,则应该做到与汉族平等。何频说,应该取消有名无实、反而贻人口实的“自治区”、民族大学、“花瓶”领导人和特殊政策,可以考虑建立民族文化保护特区。
   
   稳定是“为了一切”,不能“压倒一切”,更不能“敌对一切”。要做到真正的稳定,应该不仅是口头上、更在法律、政策层面落实总书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理念,否则稳定、和谐都可能异化成自己的对立面。部分官员的傲慢和粗暴,将错失良机,使这些美好的辞藻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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