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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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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东海的最好办法》等

《羞辱东海的最好办法》等(东海随笔十九则)

   《圣人不死,大盗发指》就人性之根本处言,善是更本质的,然复须知,有善必有恶,恶是与善俱来的。人类习性中恶的一面,在相当漫长的历史中,也是人性中相当“本质化”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善与恶、圣贤与盗贼的斗争史。

   有圣贤必有盗贼,有盗贼必有圣贤,两者天敌,相依而起,在相当漫长的历史中,到底是先有圣贤后有盗贼、还是先有盗贼后有圣贤,就象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一样不可究诘。道家“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言,是一种历史性的事实判断,没有圣人也没有大盗的人类社会,或极原始,或已大同。

   原始社会往者早已矣,大同来者尚难追。在据乱世和升平世,盗贼圣贤共存(据乱世盗贼占上风,升平世圣贤占上风)与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如说大盗不死圣人不止:盗贼猖獗,必有圣贤应运而起。社会升平的实现,大同理想的追求,都有赖于道徳的普遍上升和圣贤精神的广泛普及。把圣贤及正人君子都弄死,大盗恶贼邪徒小人只会更猖獗。

   另一方面,圣人不死,大盗发指。小人邪徒恶贼大盗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压、迫害、驱逐、丑化、抹黑正人君子英雄圣贤的,这是一种人性和历史的必然。小人邪徒恶贼大盗当然巴不得正人君子英雄圣贤死绝才好,那才方便他们肆意纵横甚至以假充真。佛经曰:一人发心向道,十方魔宫震动,道理就在这里。

   不少人埋怨,自己的好不被理解甚至遭恶报。其实,在一定的时候,好而不被理解甚至遭恶报是正常现象,这正是乱世给“好人”的一种证明,证明其没屈服,没小人邪徒恶贼大盗同流合污。不过,有怨言,也说明“好”得不够。如果“好”到极至,明白了上述道理,就不会埋怨了。2009-7-15

   《要勇于说不,莫故意说不》世间的“东西”,或对或错、或是或非、或真实或虚假、或先进或反动、或美好或丑恶、或高尚或下贱,不一而足。对特权,对黑恶势力,对错的、非的、虚假的、反动的、丑恶的、下贱的东西说不,是应该、必须的,正人君子特别是儒门中人份所当说,非说不可,不说不行。

   但说不必须看清对象,慎思明辩,要对所说的“对象”负责,对儒家对听众负责,对自己的良知及形象负责,不能乱说一通。故意、恶意说不,为了说不而说不,为了一时私利虚名而说不,甚至对“对”的、“是”的、真实先进美好高尚的东西说不,则是一种病态。

   鸡蛋里挑骨头,无妨。怕的是鸡蛋里本无骨头,却伪造一根或一些骨头偷偷放进去再挑出来,然后说鸡蛋里有骨头。这就成了栽赃。栽赃有很多种类。有法律上的,道德上的,也有思想、学术上的。

   法律层面的栽赃可以诉诸法律以裁决,是非曲直比较好分辨,思想、学术、道德上的栽赃麻烦些,一般读者不易辨,当事人则往往不屑辨(一些高人连法律意义上的栽赃亦不屑置辨)。故这类栽赃往往不无效果。不过,栽赃毕竟是栽赃,不如实,不如理,有效也有限,可以在一定时间里搅混水,却不能持久;可以蒙蒙凡夫俗眼,却骗不了有识之士。

   古今中外许多大师大德都曾遭到过故意、恶意的栽赃乃至陷害,至于无意、非恶意的误解误读,更是司空见惯了。某种意义上说,这亦是大师大德之所以是大师大德的“重大特征”。罗曼罗兰说得妙:“不结果的树是没有人去摇的,只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树才有人用石头去打。”(曾多次劝一些儒友,别回驳某些非理和“非礼”的攻击,以免影响攻击者的积极性甚至吓跑了他们,那就不好玩了,也不符东海身份。)

   圣如孔子,在世时、没世后以至于今,受到的误解误读嘲笑栽赃侮骂,不可胜数。然于孔子何伤哉?文革批孔,无论批判者真不真诚(真诚而无智慧,纵真诚,亦有限,不是真正的、儒家意义上的真诚。)出于什么动机,无非是浪费生命、制造垃圾而已,无非是自形浅陋、自暴自弃而已。《论语》载: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得一联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世不堪其忧,我独享此清贫。2009-7-15

   《赞同古风儒友》古风儒友发出《关于“文化自觉”的对论坛和网友的倡议书》,我特别赞同其二其三两点:

   “二、改称基督教的《圣经》为《新、旧约》或《拜波经》。众所周知,“圣”是中国特有的概念,中国人认为常人可以超凡入圣再成为神。而西方诸教皆认为人神两异,故而不应该用“圣”这一特指名词。三、改称基督教的圣诞节为耶诞节,改称基督教的‘上帝为‘戈得’。两者都是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前者特指孔子诞辰,后者特指‘昊天上帝’”。

   对《圣经》问题,我在随笔《我们的圣经》中也曾提出。2009-7-14

   《赠岭南黎文生联》与岭南黎君文生虽尚未谋一面,然相知有年,已列入东海挚友群。

   东海上网作木鸟之鸣已十年,前期作自由鸣,风靡一时;中期作传统鸣,懂者渐寡;近几年汲西学、摄佛道而升儒家,开传大良知,能听进去的就更少了。文生是真正完全听进去了,且有自己的心得和“发明”,近有《广传仁音,同致大良知》一文,对东海《大良知学》一书颇能“领会精神”,大不易,很难得。兹得一小联赠之:

   天不丧斯文,文生来也;谁与同此志?志士勉之。

   上联典出《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下联典出《全唐诗-李中-言志寄刘钧秀才》:与君同此志,终待至公论。2009-7-14

   《奇人常有而圣人不常有》任我行网友曰:东海乃一奇人。东海回:奇人常有而孔孟释老不常有、东海更不常有。此言出,当又招骂声一片。不亦乐乎?

   或说:孔子永远可望不可及,可学不可成。东海道:人人皆可以为孔孟,不及是望之不深,不成是学之不力。圣人不常有,非不能也,不为耳,常人不肯“学之不厌、诲人不倦、乐以忘忧”耳。不想当圣人的儒者不是好儒者。好男儿当自奋,好儒者当自强。

   子曰:吾与东海。2009-7-14

   《联赠京鼎张星水》冠盖满京华,谁怜斯人憔悴?春秋皆鼎盛,好铸明日辉煌。

   这是刚拾到的一联,内嵌京鼎二字,赠北京京鼎律师所“所长”张星水。上联借用杜甫《梦李白》句表达对张星水的敬意与友情。

   张星水是律界高手也是东海挚友。当年颇有影响的林樟旺案,张星水是给以法律支持的北京第一位律师,为此两赴龙泉(浙西南龙泉县)收集证据、了解案情并亲任主辩律师出庭辩护;最近东海《大良知学》一书将梓,他又是国内外友人中第一个向我祝贺的。

   对于“订购100本以代表仁兄赠阅在京各学术领域友人”的要求,我回绝了,表示“等书出后当奉上十册求教。”星水让京鼎某友再次驰函“主任说他要赶紧订购,否则会被抢购一空”云云。这当然是星水客气和鼓励,不过我也自信,与国内大多数学术性书籍相比,作为东海儒门第一书的《大良知学》更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自有品尝、营养价值,也不无礼赠、收藏之意义,会较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星水对东海为人为学比较了解,对东海儒学比较认同,以前就曾向北京某出版社出版界人士推荐过拙著,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交”,主要是我担心一些条件不成熟,不愿让自己和朋友徒劳。不过,星水的厚谊自已心领。祝愿京鼎律师所事事顺利路路畅通,为法律之公正、社会之和谐再立新功。2009-7-14

   《乱解圣经》不作怪网友曰:“如果认为出书,教化众生就是入世的唯一形式的话,那肯定是错误的。不对政治发表看法,不去发表不成熟的文章也不能说就是小乘。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第二•二十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政”的真正含义。漆雕开不仕而子悦,为什么?知行是要合一,但行却也不能超过知的范畴。”

   儒家是道德学、伦理学也是政治学,伦理和政治是儒家道德不可或缺的两大表现方式。“不对政治发表看法”,在历史或个人的特殊时期,可以,但不是儒家的常态和“家法”。(至于“不去发表不成熟的文章”,理所当然,不过这只能是主观标准。成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历代大师包括一些大儒都有过修正旧作的情况。)

   所引“为政篇第二•二十一”孔子之言,对此作了最好的证明。注意“施于有政”这一句。儒者自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但不应局限于家庭之内,还应凭道德文章对政治施加影响。出书和教化不是入世的唯一形式,却是儒者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不作怪网友以“为政篇第二•二十一”来为“不对政治发表看法”作证,实属乱解圣经。“不对政治发表看法”乃佛教的主张----不论小乘大乘,也不论看法和文章成不成熟。

   漆雕开不仕而子悦,更证明不了不作怪网友的观点,漆雕开也不是怕自己“行”“超过知的范畴”。《论语•公冶长篇》:“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或许是因为刑残,或许是另有志趣,漆雕开以信心不足拒绝了孔子之“使”,孔子表示赞赏。据《孔丛子-诘墨篇》:“(漆雕开)形残,非行己之致,何伤于德哉。”证明漆雕开不是无德之辈,受刑致残并非其有罪所致。(否则孔子也不会让漆雕开出仕)。孔子之后,漆雕开曾设坛讲学,形成孔子之后儒学八大流派之一,这正是“教化众生”的实践。

   当然,儒者出仕也好,“对政治发表看法”也好,都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如果把漆雕开换成不作怪网友,孔子就不会让他出仕或上网。如果不作怪一定要出山做官或上网作文,孔子一定会老脸发红、大不悦的,呵呵。2009-7-13

   《辨论最忌想当然》不作怪网友曰:“我看你号召民众杀贪官,撇开理论,从我对现实的了解,这种思想最要不得。当然,你是有自信的,而我却没有。”云云。

   儒家以直报怨和大复仇,是理论,岂能“撇开”?同时儒家的理论大都具有相当的普适意义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不同的儒者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在具体实践或者写作的时候,可能会出偏差,这确是值得警惕的。如果一个儒者在没有任何“规定”的情况下“号召民众杀贪官”,那不仅出偏而已,肯定违仁悖义无疑。

   不过,批评和辨论,最忌想当然,既使看到《民怨深如海,杀官出英雄》、《大复仇论》之类标题,不能轻率论定“号召民众杀贪官”,既使是“号召民众杀贪官”,也要看怎么“号召”法,这个“号召”合不合法律,合不合儒理、合不合文明之规则;对贪官怎么“杀”法,有什么前提和“规定”,等等,这都必须引用或附上我的原文,具体指出哪里不如实、事实判断有误,哪里不如理、价值判断不对。否则,就会鸡对鸭讲、越扯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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