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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儒恩怨——兼评“张承志现象”

来源:纵览中国
    (作于1995年)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人意表地,在世界范围内突然涌现了三桩引人注目的异象:
   1) 文化上:伊斯兰文化的复兴
   2) 经济上: 东亚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

   3) 政治上:原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东欧)突然崩解
   这三股强大“气流”的交相冲激,势将使世纪末的全球“大气候”风生雨起,面目全非,并且,将影响到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基本格局和环球“生态”。
   我们这里试图把目光略为收缩,观察并探索在伊斯兰文化复兴的世界性气候下,中国回民及本土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及其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可能互动。
   伊斯兰的崛起
   1798年,一代枭雄拿破仑侵入埃及,立马金字塔边,睥睨阿拉伯世界。以此为起点,伊斯兰文明在其传统对手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性咄咄进逼下逐渐居于下风,伊斯兰国家渐次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个中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恐怕与伊斯兰教没有象基督教一样经历过宗教改革,亦没有经过“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的现代洗礼有重要关系。
   但是,“两百年河东,两百年河西”。经过近两个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势开始逆转。肇端于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于1979年在伊朗掌权。作为风暴的原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世界呼啸而起,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声势大张。最近,阿尔及利亚原教旨武装恐怖力量在全球的威胁,更加剧了世界性的神经紧张。如下两件事堪称西方世界对此的高度敏感的象征:最近,北约组织秘书长声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构成像以前共产主义那样对西方的威胁。而哈佛大学资深教授亨廷顿更把未来的冲突界定为“文明的冲突”,且特别忧心忡忡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联手对付西方基督教文明。
   在人口上,请记住这两个数字:十二亿和三、四千万。即,全世界今天已有十二亿穆斯林,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非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也达三、四千万之多,并且除回族外,还遍及十个少数民族之中。这两个数字里面蕴藏着的能量,意味着什么?
   在地域上,以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为轴心,西起西非的塞内加尔、矛里塔尼亚,东到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一大片广袤的世界,都是在新月旗笼罩下的伊斯兰势力范围,它已经超越了历史上兴盛时期的奥托曼、萨瓦菲与莫卧尔三大伊斯兰帝国广阔疆域。
   如果我们洞悉上述人口和地域这两者的基本内蕴,就不难理解亨廷顿们的危言耸听,也不难想象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可能历史后果了。
   于是,有人惊呼,正如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中世纪一样,现在已轮到了伊斯兰教的“中世纪”了。而当下,正是“新月军西征的时代”!具体的征象,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泛滥全球的恐怖行动,就是以一本《撒旦的诗篇》获罪于伊朗“伊斯兰裁判所”而被全球极端穆斯林分子追杀的鲁西迪。
   倘若如是,那幅图画看来并不太美妙。
   在当前,儒家文化圈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而伊斯兰文化的挑战主要来自信仰和武力。倘二者结盟,会演出一场什么样的历史活剧,恐怕是颇值得玩味的。而偏偏不久前(1995年3月12—14日)又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举行了《儒家思想与回教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似乎也隐隐传递出某种讯息,在映证亨廷顿教授的丰富想象力。不过,这种想象是否能转换成为世界史的现实,尚待严肃的评估。
   问题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结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对此,有必要区分中国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把该问题放在国内与国际间来看,其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简言之,笔者以为,伊斯兰与儒家的结盟,在中国国内,近乎不可能;而在国际上,则有暂时的可能。国内的不可能性来自历史的恩怨和文化的脉络,国际的近期可能性则来自国际政治游戏的逻辑。
   讨论中国国内回儒两家之关系,当然牵涉到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让我们进入儒家文明的发祥地中国,考察一下大陆伊斯兰文化,观察它与以儒家为重心的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沿革,或许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有所启示。
   中国回史一瞥
   追溯历史,伊斯兰教创立不久,时值盛唐初年。踏着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国的穆斯林进入中国,从此,揭开了回儒两大文化在中国的漫长而复杂的关系史。
   简括地说,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唐宋元明四朝期间,同中国主流文化有较为和谐的关系,并呈日益上升的态势。但自清朝至中共时代,该关系则每下愈况,日益恶化,并且,与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他们在华居住的地区也逐步边缘化了。
   有唐一代,在长安等大都会,都有外人居住的“蕃坊”。其中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未曾受到干预与限制,而蕃坊中的“蕃长”则成为礼拜寺内率领穆斯林教众进行宗教活动的教长,并处理穆斯林之间的民事诉讼。穆斯林与本地人虽曾有纠纷,然无碍大局。“蕃客”随着“住唐”年代的久远,繁衍后代,“侨居蕃客”变成“土生蕃客”。这就是中国本土穆斯林的滥觞。
   宋朝,来华穆斯林日众,并开始向外传教。他们兴建和重建了众多的清真寺,并修筑了穆斯林的公共墓地。五代、北宋之际,由于哈拉汗王朝的皈依,地处新疆天山南北的民族信奉了伊斯兰教,这就是现今在那里伊斯兰文化影响仍然强劲的缘起。
   “元时回回遍天下”,《明史》中的这一记载,生动地表现了伊斯兰教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的发展盛况。成吉思汗的铁蹄,荡平了各国的边界,使中国、中亚、西亚连为一体,缔造了横贯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促成了频繁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导致穆斯林大批来华,显空前之景,这就是元代官方所谓的“回回”。另一个导致元代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因素是其等级制度。如所周知,元代等级森严,公开按种族排序。其时,回回被划归“色目人”之列,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和南人。其中部分人在经济、政治上都跻入主流和统治阶层。这当然是穆斯林来华的具有诱惑性的因素,也是吸引人们皈依伊斯兰教的现实原因。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元代的“西域亲军”,即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军人。他们东征来华,屯养定居,以陕、甘、宁大西北为主要生息之地,与本地人通婚,混杂了血统,繁衍了后代,丧失了母语,保留了信仰。这些“西域亲军”就是异质性最强的中国大西北伊斯兰文化的远祖。
   明代,承接着元朝回回膨胀的余绪,伊斯兰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正如本专辑文章所提及的,很多回回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并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也是由回回贡献出来的,他亦体现了明朝对外政策的亲回色彩。但明代最值得一提的,可能还是最终形成了一个讲汉语的、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同时,还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纷呈一时之盛。
   清朝,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关系的转捩点。
   鉴于回回与明朝的特殊渊源和较为稳定的地位,他们自然容易同情并参与清初的“反清复明”举事。这就决定了有清一代当局与伊斯兰教之间基本的敌对态势,并预示了穆斯林在清朝及其之后的悲剧命运。
   让我们以西北的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为案例看看回儒的恩怨。
   从大西北异端透视回儒关系
   自清以降,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官方文化内蕴着高度的紧张,特别在西北,成为最具异质性的文化。
   溯其源流,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教派赋有自己很鲜明的特征。近代以来,由于当局的锁国政策,中国穆斯林与外界交流并不是非常充分,因而发展出了不完全同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教派和传统。仅就中国的苏菲派而言,广为人知的就存在所谓四大门宦:嘎德忍耶、虎非耶、哲合忍耶以及库不忍耶。大西北的回回在同满清政权悲怆斗争中,展示出了某些精神化的气质,其中哲合忍耶由于其泣血凄绝的悲壮历史和坚韧卓绝的殉道精神而把它升华到了极点,从而与中原的儒家主流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并具有难以抗拒的感召力。作家张承志被其召唤,撰《心灵史》为其呐喊,即是典型证据。
   “也许,主为了证明,在欧洲选择了犹太人,主也是为着证明,在中国选择了回民。”张承志如是说。
   哲合忍耶教派是中国回回的“新月旗”。
   哲合忍耶是正统中国文化的异端。
   哲合忍耶教义的核心,是束海达依主义。所谓束海达依,就是指为伊斯兰教而牺牲。
   诚如张承志所说,血是宗教的种子。从根本上,哲合忍耶这朵夺目的异端奇葩是由鲜血浇灌的。
   我们来概览一下哲合忍耶的殉教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哲合忍耶的苏四十三起义,对清朝发动了第一场卫教圣战。官府逮捕并杀害了哲合忍耶的创教人马明心,自苏四十三以下,约三千名战士殉教,被俘者无一投降,悉数被屠,苏四十三等被刨挖祖坟,烧毁扬灰。循化和孟达峡以西的哲合忍耶被斩净杀绝。马明心在二十几个县里的哲合忍耶被剿杀了十之八九。然而,哲合忍耶获得了圣徒马明心拱北,它鼓舞哲合忍耶奋斗达两百余年。
   乾隆四十九年(1784),哲合忍耶的田五于四月十五日起事。二十四日,田五殉难。七月初四,清军攻入石峰堡,时值开斋节,回民正在礼拜,没有抵抗(据张承志考证),两千多穆斯林殉教,三千多战士和妇孺被俘。七月初十,底店惨案发生:官府告示回民迁徙,在押送中“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底店妇女幼童二千五百余口,全部赏给满清官兵为奴。从此哲合忍耶完全潜入地下,进入深不可测的恐怖黑幕之中。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哲合忍耶的十三太爷马化龙自缚出金积堡东门,走进官营,请以一家八门三百余口性命,赎金积地区回民死罪。在酷刑拷打五十六天后,马化龙被凌迟至死,身首异处,其家门三百零二人壮烈殉教。哲合忍耶教派惨遭屠灭。
   然后是——
   1949年宁夏起义、1952年固原起义和1958年宁夏起义及其悉数被镇压,
   哲合忍耶沙沟派教主马振武冤死狱中,
   最后,就是那一声火箭炮巨响—1975年震颤人心的对云南沙甸回民的屠村。
   ……
   死亡给信仰增加了重量。殉道是一切宗教的引力中心。
   离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象征,我们还能够想象基督教在全球的大发展吗?
   离开了犹太人在历史上重重苦难和(纳粹对他们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史,难道能有以色列的复国?
   由于其卓绝的殉难史,几十万人的哲合忍耶成了中国七百万回民的核心。而哲合忍耶那种甘于贫瘠,弃绝今生,追求苦难,毅然赴死的特异的信仰精神,与中国的世俗文化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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