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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萧功秦)

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
   
   2009-7-27 来源:南风窗 萧功秦
   
     记得10年前,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的时候,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现“急诊室效应”。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但从这10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又很危险。这是一个两难。另一个两难是政府对官员的约束能力非常弱,第三者又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笔者和“危机派”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这些年发展还是不错的,国家的力量和组织能力还很强,中产阶级发展也比较快,整体上谁也不希望大乱,民工也不希望乱。没有谁希望成为绝望阶层,这是个好事情,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识还是存在的。适当进行政府改革,把严重的问题缓解下来,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船好调头,大船很难掉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充分理解它的困难,给政府更多的时间。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苏联模式的代价太大了,事实证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没有因为建立民主政治就安定下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地方“苏丹化”
   
     笔者始终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是,县一级的公、检、法的经费完全是地方供给的,也就是把地方的公、检、法完全置于县政府的手里,一直没有分开。
   
     这是一种最落后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都知道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巡按使、监察使这些巡视地方、监察地方的官员,其官薪和任免都掌握在朝廷手里,它是一个垂直的系统,和地方完全没有关系,才能够超越地方利益,发出正确信息,进行有效监督。古人早就注意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解决?为什么难度就那么大呢?而且要改变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地方遭到的反对声音就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掌握这个权力实在太重要了。
   
     这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他要干一件坏事情,他会找黑社会去做,因为黑社会有求于他,黑社会搞砸了,他让公安去解决,公安解决不了,让检察院解决,检察院解决不了,让法院去解决。他有四道关口,这是多么大的安全系数。实在解决不了,他下面还有保底,上面还有保护人。这种结构可称作“比附网结构 ”。公检法成了“比附网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记得,改革初期中央领导已经注意过这个现象。有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县委里面近亲繁殖现象已经很严重了,有个笑话说,县委开会,一个常委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30年了都没有解决,反而盘根错节,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地方“苏丹化”现象。
   
     “苏丹化政权”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政权的权力运作是任意的,官员把自己的管理范围当作私产,利用一种朋党的方法进行统治,形成比附网结构来自我保护,从而导致非法行为的收益极大、成本极低、风险极小。这种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更加明显,因为它的机会更多。解决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国家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法治约束、公民社会、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但在中国都不具备。目前我们正在受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反而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3000万的矿山,你100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在一个公民社会或者说传统的市民社会极度缺乏的环境里面,市场经济将会极大地刺激地方保护网的形成。现在改革的难度真的很大。
   
     “白老鼠过迷宫”
   
     在常态下,官僚文化的特点是喜欢平庸。官僚对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秩序的建构者和执行者,我们那么需要秩序,所以官僚不可缺少。
   
     但是中国处在过渡时期,又需要一种创新精神。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官僚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特殊的反淘汰机制。其特点就是要把有棱角的人去掉。所谓的官僚病,就是指它喜欢平庸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创新的时候,官僚文化难以提供这种创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绝地反击的时候,官僚体制才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人物,但那个时代一过去,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任何转型都是不完美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出现一个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事故高发地段”。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都是它们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但是它们都解决了。中国也应该从历史上看到信心,以试错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度不能靠在头脑里凭空设计,制度设计是一个试错的结果,笔者比喻为“白老鼠过迷宫”。白老鼠要走出迷宫,它的智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不是预先设计出一个最佳的走出迷宫的道路,它是在不断的碰撞当中,找到一条走出迷宫的道路。这就是试错。
   
     中国的政府应该特别容忍有试错的机会,通过试错来解决问题。不允许试错是不可能凭空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关键是试错的机制要发达;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弹性的考虑,而不是用简单的一刀切的办法来限制别人。
   
     但眼下试错的动力在递减。改革之初,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还不如一个鸡蛋,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那时候的改革是绝地反击。而今天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的动力在递减,加上社会渐入小康,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民间力量参与政治进程、推动改革的能力也在递减。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熏陶,没有懂得谈判的可能性,一旦和政府发生对立,就是你死我活,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不用强制手段,越强制反而越强化民众的道义感。为什么多年来就这样?因为你没有试错机制,意识形态创新能力薄弱,没有任何新的话语。
   
     找回常识理性
   
     笔者提倡一种常识理性和世俗理性,也即超越意识形态的、超越教条的思考方式,它追求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达到一个有效的目标。常识理性能让人们摆脱愤青情结,形成健康的民间制衡力量。一旦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就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制约。
   
     这种常识理性是中国所缺乏的。包括现在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当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子。后者假定西方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之所以搞不好,就是没有按这个制度办事,把这个制度变成了一种信仰。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它需要哪些条件,为什么落后国家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都不考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意识形态思维。前者的问题同样严重。
   
     重新梳理100年来的历史需要常识理性。为什么清末新政失败?为什么立宪运动失败?为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为什么袁世凯的威权政治一度能够保证社会秩序,最后还是失去了控制?为什么红色革命一度那么具有凝聚力,最后会走向极左的道路?根据当时的条件、环境,从常识理性去梳理这些问题,这种梳理反过来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代问题。
   
     理解现实问题也需要常识理性的帮助,不要走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是有一个中间组织。
   
     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49年之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民众生活在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里面,没有一个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为什么没有跟上来呢?可能政府害怕这个东西形成对抗政府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笔者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中国要避免民粹主义的前景,眼下比较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政治生活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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