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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刘晓波道德勇气,千古留名;中共现已命如薄纸,危如覆亡前的满清王朝;我们强烈抗议中共对刘晓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徐文立:刘晓波道德勇气,千古留名;中共现已命如薄纸,危如覆亡前的满清王朝;我们强烈抗议中共对刘晓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劉曉波與徐文立1995.4.24在北京徐文立的家

   徐文立:刘晓波道德勇气,千古留名;中共现已命如薄纸,危如覆亡前的满清王朝;我们强烈抗议中共对刘晓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八九六四·“四君子”之一——周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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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立:刘晓波道德勇气,千古留名;中共现已命如薄纸,危如覆亡前的满清王朝;我们强烈抗议中共对刘晓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刘晓波先生的道德勇气,是世人皆知的。

   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四君子”在1989“六四屠杀”前夕和当时,学生和北京市民的万难时刻,挺身而出,再次彰显了我中华士人永不熄灭的道德勇气。

   之后,晓波能以审美者的眼光反躬自问,检讨自己任何一点不足,更是彰显了他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

   1989 “六四”血腥镇压,中国社会政治上一片黑暗,正是刘晓波等人如同普罗米修斯一般,高擎着自由、民主的火炬,让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旗在国内不倒,刘晓波做出了第一等的贡献。

   1989年之后,坚毅的刘晓波变得更加温和、平定,也就更加彰显了他的道德勇气和力量。只有这样,才有国内的303人不顾国内的政治高压和迫害,之后有国内外8,000多人如同当年“公车上书”一般地聚集在了《08宪章》和刘晓波的大旗之下。

   刘晓波的道德勇气,千古留名,中共的迫害是无济于事的,中共现已命如薄纸,危如覆亡前的满清王朝,请他们好自为之!

   为此,我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强烈抗议中共政府对刘晓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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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六•四人物话当年:“绝食四君子”周舵(图)

   2009-06-16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在89年六.四清晨,跟戒严部队谈判,促使学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

   

   档案照/周舵提供

   图片: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档案照/周舵提供)

   

   周舵1989年任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兼公共关系部副部长,也是中共统战部第六局(知识分子局)联系对象,常作为党外知识分子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发言。周舵回忆说,89年学潮初起,他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喜忧参半,喜的是学潮可以冲击党内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忧的是学潮过火可能导致赵紫阳下台,重蹈86年底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的覆辙,使改革开放成果毁于一旦。周舵先是劝学生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把矛头对准保守势力,不要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会失败。劝说学生无果后,周舵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周舵表示,他当时发起五.四新闻界大游行,是希望通过"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让更成熟理性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但未能奏效。

   

   5月13号、16号,通过周舵的斡旋,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和学生代表举行了两次对话。阎明复并在周舵的劝说下,于5月16号,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撤离。然而,阎明复和学生的几次接触,没起到任何实质作用。周舵认为,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4.26社论”,

   

   “4月25号,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在火车站李鹏给他送行的时候,李鹏还问赵紫阳怎么处理,赵紫阳说就按照政治局已经定的方针来做吧。结果李鹏是,赵紫前脚走,他后脚就带上陈希同和李锡铭,跑到邓小平家里去煽风点火,大肆的煽动说,学生如何如何要推翻共产党,如何如何把矛头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是指邓本人了,这样就误导邓说了一大篇昏话,然后就出台了这个‘4.26社论’。这一下子,等于是把学生运动定性成敌我矛盾了,于是不但是激怒了学生,而且激怒了知识分子,激怒了社会各界。赵紫阳回来实际上就是想要从这个定性上转弯子,而且还说他可以承担责任,就把这个‘4.26社论’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把老邓给解脱出来,但始终也没有做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李鹏这伙人,在背后用了各种方式来破坏捣乱。赵紫阳的这个办法刚刚有一点成效的时候,李鹏就搞点别的事情,又把学生的怒火给激起来。所以李鹏是个非常坏的家伙。”

   

   6月2号下午4点左右,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四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并向在场记者表示,绝食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呼吁学生和政府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对立。此后,四人一直呆在广场,直至六.四凌晨。

   

   周舵回忆说,6月4号凌晨,各种混乱的消息不断传入天安门广场,人们虽然感到恐惧,但是谁也不知道,军队最后会采取什么办法,来完成清场任务。周舵感到,周围的人都怀着听天由命的心情,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而且当时广场上,整个气氛是非常情绪化,比如说柴玲(6月3号)一下午就是在广播站里讲‘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所以当时广场上整个的舆论就是,谁敢说撤,谁就是叛徒。到了(6月4号凌晨)3点钟的时候,一个叫邵江的北大的学生,我是因为5月13号找他参加阎明复的座谈会认识他,他一直跟我联系很多,他就跑到我们绝食帐篷里来,看不见他表情,但是我听他声音都是颤抖的。他说他从打枪最厉害最密集的几个地方,刚刚跑了一圈回来。他就跟我讲,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预料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这些当兵的简直像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也不管男女老幼,真的是血流成河了。然后他就求我说,周老师,现在同学们太危险了,你无论如何想想办法,救救大家,现在能救同学们的就你们几个老师了。就指我们四个人。我当时听了就想,我能救谁呀?我连我自己也救不了。再说,我怎么能指挥你们哪,我们四个人是你们的客人,你们的总指挥是柴玲啊。所以我就先问他说,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你跟柴玲商量过?他就很不屑的说,跟柴玲说根本没有用,她根本不听劝,而且她也指挥不动同学。”

   

   周舵说,经过考虑,他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下,试不成,顶多被人说成是叛徒,自己也算尽到责任了;万一能试成,不试岂不是错失良机。于是周舵先说服高新,两人再说服侯德健,三人最后说服了刘晓波。四个人统一了意见之后,周舵设计了一个行动方案,并建议四人分成两批,两人留下继续劝说学生撤退,两人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周舵提议,由自己和侯德健去找戒严部队,

   

   “当时我是两个考虑,一个是因为他(侯德健)名气大,我说,当兵的应该都知道你,《龙的传人》谁不会唱啊?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活名片,谁知道周舵谁呀,侯德健活名片,不然的话,凭空来两个人,你说你来谈判,你能代表谁呀,你算老几呀?(侯德健去)这样才有可信度。第二,我说这样呢,谈判代表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当兵的,要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手指头动一动就给毙了,要是侯德健,他们可能会犹豫一下。侯德健几乎没有犹豫,当时就同意了,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台湾人,大陆的事他也根本不清楚,和他根本也没有什么关系,去冒这种生命危险。刘晓波还说,建议由他和侯德健一起去,我问为什么,他也不说,他就说反正周舵不能去。我估计他是觉得挺歉疚,把我弄到这么一场大漩涡里,所以这种最危险的事,他要不去他会觉得挺惭愧的。侯德健劝他说,你脾气坏,你还是别去了,去了跟人家吵起来,我们全玩完,周舵温文尔雅,看上去不像个暴徒。然后就是我们俩去找戒严部队谈判。 ”

   

   周舵说,四人正在商量怎么样动员学生撤的时候,广场上险相环生,

   

   “忽然一大帮子学生纠察队员从外面跑进来,气急败坏的说不好了,几位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出大事了!跑出去一看,5个市民敢死队队员,架着一挺重机枪,就架在纪念碑上,朝着人民大会堂,每个人头上系着一根红布条,手里拿着铁棒,谁劝他们都不听,谁劝就说要敲死谁。他们就说是不想活了,要跟军队拼命。然后我们四个人,拼命上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其中我劝的那个市民敢死队,他跟我讲,说他十九岁,眼看着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就被打死在旁边,所以他也不想活了,就是想要拼命。然后我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他说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我就劝他,我说中国民主化的路还长着呢,你死在这儿,毫无意义,你将来还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你爸爸妈妈就你一个儿子,你想想,如果你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你替他们想一想,快离开这地方。他一边说一边哭,我也陪着他一起流眼泪,最后总算把他们劝走了。”

   

   随后,周舵四人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周舵通过广播,呼吁学生和平撤退,并向广场周围的军人喊话说,将派代表去谈判撤退事项。周舵截住了一辆过路的中巴,司机同意载他和侯德健去找戒严部队谈判,一起去的还有协和医学院学生宋松和学生纠察队的一个学生。当时并不知道具体找谁谈,去哪儿谈,于是周舵告诉司机开向天安门前边金水桥一带,因为那里停着的都是坦克。在距离戒严部队100米的地方,司机遭到军人警告,被迫停车。于是周舵等人下车步行,遭到军人警告,再往前走,部队会开枪。几人赶紧报上侯德健的名字,并说明谈判意图,一名上校指挥官,请示过指挥部后表示,上级同意,在广场东南角留了通道,要求周舵等人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周舵回到广场后,通过广播动员学生撤离,学生仍在争论不休。周舵、侯德健、宋松又跑回去问戒严部队,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得到回复: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周舵三人跑回广场,发现学生已经开始撤了,后来才知道,是封从德组织了口头表决,并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才说服了学生撤离。撤离过程中,走在队尾的周舵和宋松均被军人捅伤。

   

   周舵表示,如果当时没能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广场,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广场我估计大概还有三五千人吧,不光是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各色各样的人,还有市民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差不多手里都有枪,除了这个重机枪之外,还有很多冲锋枪之类的。学生们还准备了好多汽油瓶等东西。所以当时如果说,无论这边开枪也好,还是用暴力反抗,那前景就真的是不堪设想。因为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而且他们得到的命令虽然没有直接说可以开枪杀人,但是那个含义意境很清楚了,就是‘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而且我还听说,政府事先派进来400多个便衣,就准备开始清场的时候,一声令下,先把这些为首的,像我们这样的,先给抓走,然后再收拾其他的学生,结果还没到清场的时候,他们全跑了,也不知道是下命令让他们撤了,还是他们自己也害怕就走了,说明连他们都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且,跟我谈判的那个上校他也告诉我们,要是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四位自己走吧,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做了这么多工作,去完成天安门广场和平撤离的话,所谓天安门大屠杀十之八九是一定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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