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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政治

   经济与政治
   —欢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先生来贵阳
   
   我们荣幸地在事后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先生来到了贵阳;并在贵阳就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应重点解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也许不会有人怀疑,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他在这四个方面提出的看法,无疑是大师的四个指点。既然是政府邀请来的大师的指点,不仅是它的可信度,它的可依循性看来也不容置疑。我们贵阳地区的部分业余经济理论爱好者对此十分关注,并展开了讨论。
   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的四点,点点似乎都在规劝骑在社会上层的权势阶层多少顾忌一点下层人民的利益。经济学家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强国富民的经济策略竟然是:政治民主、司法公正、经济自由。
   他们不是政治家,但经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在经济活动中,1+1如果背离了公正就保持不住=2。公正只能用民主政治才能维持。社会的交往和商品的交换一样只遵循利益原则。
   社会事务的公正处置会使强势群体失去部分利益,使创造财富的群体的利益少受侵掠。这就像打击盗匪会使强盗的利益受到遏制而保障了平民的利益不被掠夺一样。这种保障无疑对促进生产大为有益,最后连强盗也能分到比他们大肆抢劫得到的还要多的利益;只是他们相对被抢劫的对象不再那么贫富悬殊了而已。
   这就证明了一个真理:凡是工商业者居多和由这些人主导的国家,往往要比那些以宫廷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居多并被这些人始终把持着政权的国家富强得多。英国BBC电台前些日子播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一文,就直言说出中国的所谓改革,不过是放松对国民的束缚而已。
   其实在90年代中期,国内比较权威的经济理论刊物如《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就发表了众多知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直言不讳的政见,直疏继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进一步减轻对国民的压制。
   看来国家经济很少不受束于政治,邓小平的改革其实只是容许了个体工商户小规模的自主生产,国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一点点体现。继续的改革只是继续容许个体工商业者扩大他们的范围和规模,也就是继续松绑而已。如果那一天得全民解放,以中国人在世界上曾经长时间领先的过去左证,要重新执掌世界经济牛耳其实并非难事;要赶超美、日、欧洲又何难哉。
   这些只是后话,言归正传。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一方面是依靠高税收实现的,这就表明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农群体对今天的经济增长只有贡献没有回报。经济增长获得的一切利益都被骑在社会上层的群体瓜分,更何况本属于全体公民都应平等享有的国家资源全被强势群体占有而丝毫轮不到工农群体的份。这导致的贫富悬殊差别之大已放出了危险的政治信号。社会稳定的基础不能长久依靠武力维持,让贫民也分享一点经济增长的成果已是政治决策者们一再提到的话题。但久久不能实施会否使人民的耐心极限被冲破却是他们不以为然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今天的规劝适时又准确。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申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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