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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琴:在纪念“六四”20周年的日子里

在纪念“六四”20周年的日子里
   /吴玉琴
   
    文章摘要: 就如我对派出所人员所说的那样,你们可以用强权打压、迫害,但是不管怎样的打压和迫害,都不可能让我们泯灭良知,都不能把我们刻在心灵上的记忆抹去!你们用如此高压、强迫的手段,只证明了一点,不是我们怕你们,而是你们怕我们!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你们如此的穷凶极恶,只说明了你们的无耻和邪恶!
   

    發表時間:6/15/2009
   
    今年是“六四”血腥大屠杀20周年,20年来,曾经历过这段血雨腥风日子的人们,心灵上始终承受着一种无法抗拒的责任感。尽管在最初中共当局杀气腾腾的把这一正义的行为定为“反革命暴乱”的时候,尽管我们曾经在高压下敢怒而不敢言,但是良知却随时都在提醒着我们“勿忘六四!拒绝遗忘!死难同胞的血不能白流!”就这样在每年的“六四”,我们都要秘密地悼念在大屠杀惨案中罹难的同胞。
   
    1995年贵州民主异议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89、6、4”时被中共强判或劳改、劳教的人,聚在一起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他们首先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求中共平反“六四”。5月底,他们中多人再一次遭到中共的政治迫害和打压,为此,这些人第二次被强判入狱。
   
    就是在如此的打压下,生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自由、民主、异议人士,在每年的“六四”期间,悼念惨死在天安门广场死难同胞的活动就从未间断过。
   
    从2005年,我们的悼念活动就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进行。大家撰文发表,各抒己见!要求中共平反“六四”,还原历史的真相,给无数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及市民一个说法,公正而合理的评价这些无辜的死难者,就成了我们每年纪念“六四”活动的内容和诉求。
   
    今年是20周年,从4月开始,贵州人权研讨会每周五的文化讲坛活动都以“六四”20周年这一话题来讨论,对20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每次大家都是义愤填膺的声讨中共当局在“89、6、4”时对学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暴行。对于每周的聚会,“国保”采取的是近距离的监视和拍照以及录音、录像,随时对相关联系人传唤和带走拘押。5月时被传唤和带走的人是越来越多,后来就干脆不让许多人进入会场。
   
    在5月下旬的周五,被带走而无法参加讨论会的人是越来越多,但不管剩下多少人,周五的活动就从未停止过。由于无法举行一个大型的悼念活动,为了不让“国保”知道我们的行踪,我们不打电话,用最原始的方法联系,化整为零的相约几人分别举行悼念活动。就这样,都还是遭到了“国保”的干涉和打压。6月1日,我、陈西、莫建刚、黄燕明、张重发、杜和平在河滨公园好不容易的相见了,每个人的身后都有监视的人跟着,由于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见面后,大家也估计“六四”这天我们有可能无法到河滨公园,这样悼念“六四”死难同胞的活动就有可能无法举行,可大家还是表示尽力而为。
   
    分手后,我与莫建刚、杜和平来到了“民权广场”,就在我与莫建刚找人未找到正要离去时,杜和平却不知他在广场的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打他的电话又打不通。这时莫建刚所在的辖区派出所的郭教导员却突然出现了,他一到就要把莫建刚带走,由于我与莫要到医学院去看望生病的张明珍大姐,莫就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时许多“国保”来到了我们面前,当知道我们要去探望张姐时,先头他们还假惺惺的说要送我们去,但不准我们2人同行。但后来就干脆强行把我们2人分别带上了两部车。莫建刚被带到河滨派出所,而我被一部云岩分局的车连同监视我的两个人一齐带到市西路派出所。来到派出所的门口,我问分局的这人,以什么理由带我到派出所,如果给不出一个说法,我拒绝去。他说,是“国保”的人让他把我带来的,我要他把“国保”的人叫来,否则我拒绝他们这样的做法。可是任他怎样打“国保”人员的电话,他们都不接,分局的这人只好让我回家了。
   
    从6月1日开始,其它的人我不知,我家与陈西家的电话、电脑全部被切断,手机被告知欠费,使得我们电话无法用,手机打不通。一直与电信局交涉了几天,对方以维护网络为由,拒绝为我们恢复。3日下午,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陈西试电话与我对接,电话通了没有一会,陈西的第二通电话又到,他告诉我说,派出所的人要带他走。后来得知,陈西被带到贵阳郊区的一个“邮政度假村”,每天有多人看守着,直到6月7日傍晚才放回家。莫建刚、杜和平是6月3日中午被带走的,他们2人被带到远离贵阳70公里的“息峰温泉”,是6月6日放回家的。黄燕明、张重发、朱正元3人是6月4日到河滨公园参加悼念活动,在下车时被几十个人分别把他们3人强行带上3部车后,朱正元于当天10点过钟被辖区派出所放回;张重发被带到贵阳修文,于6月7日放回;黄燕明也是被带到“息峰温泉”,他却是6月8日最后一个被放回家的。事先为了找他,“国保”甚至到了他女朋友的姐姐家,并且还向他女朋友的侄儿子了解所谓情况,害得他女朋友姐姐一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担惊受怕。申有连的母亲生病住院,派出所的人为了找他,甚至去找了他的母亲,也是把他80多岁的老母亲吓得是又急又怕,病情加重。而申有连同样被带走后于6月5日放回。田祖湘在6月4日早上就被带到黔灵派出所扣留到下午6点半钟放回。6月5日他再度到河滨公园,6月6日他又被派出所的人带到“小七孔”去“游玩”了2天。全林志、陈德富、吴郁、杨开新、马玲丽等都被派出所人员堵在了家里。
   
    由于廖双元采取一直与“国保”不合作的态度,“国保”的每次传唤,他都拒绝,并且始终不让“国保”人员了解他的行踪,但是他还是想方设法地与部分同仁相聚并参加了一些悼念活动!为此,他与我都很久不联系。这样对我家的监控在5月就开始了。尽管是24小时轮番的监控,他们却没有象对陈西那样的把我带走。6月4日清晨,在两个监控人员的跟随下,我照常来到了贵阳黔灵公园晨练,中午我还去看望了我的老母亲。下午2时,当我在2个监视人员近距离的跟踪下准时来到贵阳河滨公园图腾柱旁尚未到1分钟,许多“国保”人员来到了我的面前,甚至还有许多女的,他(她)们软硬兼施地或说、或扯的要我离开现场,我非常气愤的与他们争执。在我被带到半路时,陶玉平先生来到,可是“国保”人员也是不由分说的把他强行带到他做生意的摊位上后看管起来。我被他们带到市西派出所后,把我带来的周顺芝女警官居然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一开头,在“国保”人员要她带我到派出所时,这女人在许多“国保”人员的面前,居然盛气凌人地要我交出手机。我与她针锋相对要她拿出证件证明身份,当她亮出警官证后知道了她姓周,是管陈西所居住这一段的片警。
   
    在派出所,一位姓冉的所长用同样的语气要我交出手机,我让他给我一个说法,我今天做什么了,你们要我交出手机?手机是我的私人物品,我为何要交给你们?见我不给,他们说我接过采访电话,坚持要我交出,我还是拒绝交出。我说,接受采访电话,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今天不准我接,明天、后天呢,你们总不能把我在派出所看管一辈子吧?!争执下,他们要我关机,并要求连手机电池一并取下后才作罢。
   
    在派出所扣留到晚上10点过钟,8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不管是派出所所长、教导员、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当我问他(她)们把我带到派出所来的理由时,谁也无法给出一个说法。当我对他们说:“今年是“六四”学潮20周年,为了纪念在天安门血案中惨死的同胞,我们贵州公民早就在网络上发布了公告,并将公告呈交了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公告里明确说明,“纪念“六四”20周年的白衣追思活动,穿戴白色衣服,没有白衣者可以戴白色口罩。根据自己的穿戴,可以有文化衫,可以戴黑纱。整个活动以静默的追思进行,不言谈,不高呼口号,不打横幅,禁止高声喧哗。”就是如此理性的悼念活动,而你们贵阳市警方却动用了整个贵阳市的警力,用10几个人对1个的方式来或堵、或截、或强行带走的人海战术来破坏我们的悼念活动!”
   
    可想而知,对于此次的公民纪念“六四”20周年的活动,中共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在人力物力上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从而也暴露了中共对此活动而所表现的恐惧和惊慌!正如我被带到派出所后,听到里面有一派出所的女警员所说的话,这个女警员有一同学打电话邀请她参加同学会,当她表示没有时间去时,她的同学问她?你们公安是不是忙疯了?她回答说:“何止是疯了,简直就是整个公安系统崩溃了!”
   
    贵州悼念“六四”死难同胞的活动,尽管在当局的强力打压和破坏下,未能如期举行。可是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历年来最大的。就如我对派出所人员所说的那样,你们可以用强权打压、迫害,但是不管怎样的打压和迫害,都不可能让我们泯灭良知,都不能把我们刻在心灵上的记忆抹去!你们用如此高压、强迫的手段,只证明了一点,不是我们怕你们,而是你们怕我们!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你们如此的穷凶极恶,只说明了你们的无耻和邪恶!
   
   
    2009年6月13日于贵阳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王藏附言:
   
   贵州人权研讨会多年来在暴政之下,以公开的方式“义愤填膺的声讨中共当局在“89、6、4”时对学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暴行”是英雄作为,也是公民作为,值得拍手称赞、全民效法!
   
   但文中“要求中共平反六四,还原历史的真相,给无数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及市民一个说法”的观点我不能苟同。
   
   中共恶党之罪恶罄竹难书,中共恶党之邪恶旷古绝今,屠夫绝对没有资格为任何血债平反。能还原历史真相的,能给死难者一个说法的,只有我们的记忆,我们反抗暴政和追求自由的足迹,只有历史雪亮的眼睛。
   
   文章最后的这些话是义正辞严的,是响彻苍穹的:
   
   “就如我对派出所人员所说的那样,你们可以用强权打压、迫害,但是不管怎样的打压和迫害,都不可能让我们泯灭良知,都不能把我们刻在心灵上的记忆抹去!你们用如此高压、强迫的手段,只证明了一点,不是我们怕你们,而是你们怕我们!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你们如此的穷凶极恶,只说明了你们的无耻和邪恶! ”
   
   虽说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对“改良”抑或“革命”各有看法,也有出于策略的考虑。但不管怎样,经过多年的深入交往,我认为以上这段话也从一个面真实反映了贵州人权研讨会的精神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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