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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及毁坏

末法时代
   ——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及毁坏
   
   一、西藏宗教的现状
   1、从“活佛爆炸案”说起

   表面看,藏区现在到处是寺庙,香火旺盛,僧侣众多,人们自由地拜佛转经。在藏区浮光掠影地走一圈,然后得到藏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印象,是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经历。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变过去的封闭防守为主动进攻,开放西藏门户,邀请更多的外国记者和政客去西藏参观,并且开始取得成效。
   
   而在2003年1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藏人洛让邓珠被执行死刑;藏人僧侣丹增德勒被判缓期两年死刑。丹增德勒是一位广受当地信教百姓拥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当局指控他策划并且指使洛让邓珠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性的恐怖爆炸案,因此判刑。
   
   2001年1月,甘孜州首府康定的折多河中桥半夜发生爆炸,无人受伤,但震惊整个康定城;2001年8月1日夜里,也是在康定,中共甘孜州党委的大门遭爆炸,值班室内两名武警受伤;同一年10月2日,康定城内州交通警察大队大门又发生一起夜半爆炸,守门老汉被炸死。
   
   现在,这几起爆炸案都归于丹增德勒和洛让邓珠。对这次审判的疑点,我已经写了其他文章进行质疑,不在这里重复。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西藏宗教真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自由,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爆炸案呢?我虽不相信是丹增德勒指使了爆炸,但爆炸的确可能是藏人所为,而且和宗教问题有关。甘孜州当地与我持相同看法的人不少。康定发生爆炸之后,当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丹增德勒,而是离丹增德勒居住地几百公里之外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2、喇荣尼姑的遭遇
   距离色达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喇荣山谷,有一座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彭措建立的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三十多人,到了九十年代末,在那里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有尼姑,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增加。
   
   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1999年8月我在康区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五明佛学院进行整肃,传说警方已对那里进行控制。因为我刚从新疆出狱,同行者担心再惹麻烦,遂决定不去。当局整肃五明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那里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四百人;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男僧众只允许留下一千人;而所有一千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
   
   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他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于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雇来的汉人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以让僧众无处存身的方式逼迫他们离开。2001年7月10日拆房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拆掉了一千七百多座房屋。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就在色达拆房高峰的二十天后——请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甘孜州中共党委大门被炸。而康定城里发生的三起爆炸都是在对色达五明佛学院整肃最烈的2001年内发生。
   
   我当然不是说色达五明佛学院的高僧们参与或指使了爆炸,但是那场强行驱逐波及了来自各地的几千人,被赶走的人不再受佛学院管束,而其中不少人并没有修行到佛教的不嗔与忍辱境界。想到上千对社会毫无伤害的女人仅因为有信仰就被拆毁住房,逼她们凄惶逃奔,连我这样的无关者都会感到愤怒,何况那些被驱赶的人。以爆炸进行抗议不是没有可能。
   
   
   
   3、藏区有无宗教自由
   
   
   宗教有不同的层面,有的显露在外,如寺庙建筑、僧侣念经和信众烧香拜佛,也有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如宗教的哲学、传承、组织、教育等。后者是宗教的实质,前者是宗教的形式。形式是实质的载体,宗教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就不是宗教而成了迷信。
   
   目前藏区的宗教在形式上的确有了相当自由,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几乎不会看到限制,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会知道限制不仅存在,而且无孔不入。
   
   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藏人最多的地区就是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主的康巴地区。康区两位最受信众拥戴的活佛——康北的晋美彭措和康南的丹增德勒,一位门下几千弟子被驱逐,一位本人被判死缓入狱。追溯政权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焦点就在宗教是否自由。他们要宗教自由,而政权不给他们这种自由。
   
   以丹增德勒为例,他落得这样的结果,与他和当地政府多年的矛盾有关。甘孜州当局一直把他视为异端。1997年7月,甘孜州宗教局禀承甘孜州党委的意志,下发了一个专门针对丹增德勒的文件,其中指责他的内容有:
   
   1、把一个帐篷寺庙改建为土木结构的固定寺庙;
   
   2、扩建了寺庙;
   
   3、修建了一处“念经活动点”;
   
   4、指认了两名活佛的转世灵童;
   
   5、插手干预另一个寺庙的搬迁。
   
   一目了然,以上对丹增德勒的指责,每一条都属于宗教事务。如果真有宗教自由,政府就不需要对其中任何一点进行指责。然而政府不但这样做了,还由此对丹增德勒进行了以下几项处置:
   
   1、取消他的活佛身份,责令其只许做一个普通僧人;
   
   2、否定他指认的转世灵童;
   
   3、规定他不得去其他寺庙参与活动;
   
   4、罢免其雅江县政协委员。[1]
   
   这几项处置,除了罢免政协委员可以由当政者决定,其他几项无疑都是对宗教事务的干涉。除此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局的干涉能否生效。按照丹增德勒本人说法,他的活佛身份是他在印度时由达赖喇嘛认定的。那是宗教内部的传承,只能遵循宗教内部的规则。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党地方分支机构,何以能够决定谁可以是活佛谁不可以是呢?对这样的决定,丹增德勒不会接受,当地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接受。那是宗教原则,不是有权力就可以改变的。事实也是这样,老百姓仍然把丹增德勒当作活佛,丹增德勒的威望反倒越来越高。几万当地百姓联名为丹增德勒进行担保。这把政府放到了一个尴尬地位,它以正式发文件的方式宣布了对丹增德勒的处置,却又不能得到兑现,于是就构成了对政府的蔑视和挑战,也构成了对相关官员的羞辱。虽然这应该说是政府方面自取的,但政府却会把账记在丹增德勒头上。
   
   在认为权力可以做到一切的社会,当权者不会因为人民不接受就善罢甘休。他们必然要不断升级,把互动进行下去。一个回合没胜就来第二回合,直到最终证明权力取得胜利。
   
   二、宗教对西藏的社会功能
   4、被击毙的盗贼
   我在丹增德勒入狱之前就开始对他关注,曾计划把他作为研究对象。我对他的兴趣,最初起于如何维系藏区社会治安的思考。
   
   康区——特别是甘孜州——是个治安案件多发地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一次我开车到甘孜县城时太阳未落,住下有点早,赶到下个县城则要走一半夜路。我早听过在康区不敢开夜车,但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决定继续走。结果黄昏刚近就不见任何车辆,夜色降临更是漆黑一片。果然我碰到一棵巨大原木横挡在公路中间,那是强盗惯用的拦路手法,只要车一停,藏在黑暗中的强盗就会出来抢劫。幸亏木头和路边排水沟之间还有个空档,让我的车能从那冲过去,才幸运地免遭抢劫。
   
   我在雅江县还遇到一起命案。那次我住在离县城几公里的一个路边旅店,早上喝酥油茶时,旅店的藏族老板指着窗外让我看。不远处的路边上,一块编织布遮盖着一个形体,一看就是一个人。藏族老板说,那是昨晚被警察打死的强盗。强盗是两个藏人,抢了一辆成都货车。司机到雅江县城报了警,带着警察沿路回来找。两个强盗刚好走到这里。警察逮捕他们时,因为他们有拔刀动作而开枪,当场打死一个,另一个跑上了山。藏族老板忏悔说,两个强盗先是想住他的旅店,因为没有身份证没让他们住,出门就遇到了警察。如果当时让他们住下,可能就不会死人了。不过他随后又说,打死也好,前年前面山上也被警察打死了一个,结果太平了一阵。最近抢劫案又多起来了,再打死一个又会有一段太平。
   
   不久县里来了几辆警车勘查现场,我跟一位警官聊天,他说现在的案件越来越多。10年前他刚进县公安局时,全局只有30多人,现在已经70多人,案子还是破不过来。最大的问题是藏区地广人稀,道路差,交通不便,若是哪里发生案子,报案须骑马翻山,有时得走几天,警察去现场也得骑马,又得耗去几天,犯案的人早就跑了。而且茫茫草原,连绵大山,人一跑根本不知上哪去找。他说治理藏区的社会治安,只有毛大爷(他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方法最好。那时候靠的是群众专政,全民皆兵,人人都提高警惕,有违法犯罪的现象大家一块起来管,基层组织也发挥作用,即使没警察,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或者即使发生什么罪案,案犯也跑不了。现在呢,基层组织失去作用,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全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持社会的治安全靠警察,只要是警察手伸不到的地方,罪犯就可以胆大妄为。
   
   不过,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阶级斗争来上紧社会发条只能维系一时,不可能保证长远。当毛的一套已经不能再指望,藏区的社会治安应该靠什么维持,扩展地讲,就是西藏社会应该怎么治理,靠什么保证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不仅是现在和毛时代需要面对的问题,历史上也一样需要解决,那么在以往的千年时间中,西藏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5、活佛如何成为社区领袖
   
   
   雅江县是藏区与汉地最接近的县之一,处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市场意识、流动人口等频繁接触的前沿。但是在雅江西部的乡村和牧区,与康区的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相比,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我在一位名叫嘎玛[2]的康巴人家里住过。嘎玛有两个几乎天天在一起的好朋友,一个叫勒布,一个叫曲扎,他们三个都是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大魁梧,一副英雄模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全都不喝酒,不抽烟。面对我的惊讶(康巴男人中嗜酒者颇多),嘎玛解释说,原来他们都是很能喝酒的,抽烟、赌钱、打架、打猎、偷东西……所有的坏习惯都有。周围的藏人几乎都是如此。嘎玛的额头上现在还有一道刀疤,他也砍过别人的头(我想象得出嘎玛打架时的勇猛)。那时他光是输在赌博上的钱就有十三四万元。家里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耍疯,要么打架,要么掏出钱包来随便送人,或者两个喝酒伙伴互相送对方回家,来来回回走上好多趟,回到家里还要打老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有几年时间滴酒不沾,不抽烟,不赌博,不偷不抢不打架不杀生。不仅他们几个是这样,周围几个乡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跟他们一样戒掉了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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