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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

王力雄(北京)
   
    政治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
   
    由於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非当今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着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於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方面。

   
    目前关於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在我看来,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西藏女作家唯色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唯色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西藏女作家,1966年生於拉萨,在四川藏区长大,1988年毕业於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当过甘孜州报记者,1990年调拉萨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个人着作有《西藏在上》、《绛红色的地图》、《西藏笔记》等。给唯色惹来麻烦的是《西藏笔记》一书。《西藏笔记》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後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於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於对道聼涂説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继而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着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後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2004年2月23日,见中国发行英才网《图书出版通讯》总第22期)。上述对《西藏笔记》一书的指责,全盘是用帝国意识否定藏民族的自我意识。把“崇信和宣扬宗教”定性为“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唯色本人是一个藏传佛教信徒,赞美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与噶玛巴本是天经地义,只有殖民者才会因为民族压迫的需要将其列为罪状;而因为没有歌颂“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沉缅於对道聼涂説的旧西藏的怀恋”,就是“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则充满了帝国主义的霸道与强词夺理。《西藏笔记》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得以出版某种程度上可算奇迹。也许因为广东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化环境,成为相对宽松自由之地,才使《西藏笔记》能够面世。其中被新闻出版总署点名的《尼玛次仁》一文,深刻地表达出了被压迫民族的压抑和无奈。从一位维吾尔族读者用不准确的汉语写给唯色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所引起的共鸣:
   
    我正在看您的书,尼玛次仁在挪威的时候小姑娘跟他说完话以後我很难受,难以控制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复念了几回。谁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问哪一段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大声的哭开了,我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好象有个东西很很的挤我的心,我这个微弱心脏难以承受。我很想大声的喊……可惜我没有哪个勇气,我比尼玛次仁可怜的多。《西藏笔记》被封杀时,唯色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期刊主编高级研讨班,西藏文联此前考虑让她担任《西藏文学》副主编。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马上中止她的学习,将她召回拉萨,成立专门的“帮教小组”对她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检讨”和“过关”。上面引号中的词是中共的专用辞汇。那是一整套精神控制的方法和手段,被形象地称作“整人”。其核心在於迫使人在强权面前屈膝,放弃独立与尊严,经过不断反复和记录在案的自我否定,在充分满足中共的要求後,再被批准“重新做人”,从此不敢越轨,还要感恩戴德。这套手法中共用了几十年,已经化作其各级组织的本能,一有需要就会自动启动。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屈服,以求过关,这在中国已是多年通行的方式,人们也久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文化,并不为耻。唯色如果这样做,固然不可能再提升主编,还可能下放农村改造思想,但至少可以保住每月工资。这在体制外空间相当狭窄的西藏是非常被人看重的。用藏族语言形容,有工资就像家 养了奶牛,每天都有奶喝。
   
    但唯色不能那样“过关”,因为她首先过不了自己的信仰关。既然她被指责“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只有反过来抨击十四世达赖喇嘛才可能“过关”,至少也得重复当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所说--“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可唯色怎麽能够对自己的宗教领袖说出这种话呢?说达赖喇嘛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难道不是颠倒黑白?她不能这样说,无论是出於宗教还是良心。在佛教中,攻击上师是重大的罪孽;而究竟是谁赶走了达赖,屠杀了几十万藏人,毁灭了西藏所有寺庙呢?他们才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罪魁祸首呀。西藏前中共书记陈奎元“整顿寺庙”的时候,曾要求每一个西藏僧侣都得亲笔写下李瑞环对达赖的定性,谁不写就会被驱离寺庙。不过藏文中的“是”和“不是”只差一个点,一些僧人用难以察觉的笔触在那四个“是”上加一点,以求既能过关,又不攻击上师。然而唯色是无法这样做的,她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汉语中的“不是”并非多一个点,而是多一个字,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面对当局每天的车轮战--各种角色轮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实质是一种对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毁),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整日骚扰使她不堪重负,这时又指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对修建青藏铁路持反对态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个体系对抗与周旋下去的力量,於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西藏。走前她给西藏文联最高决策核心--中共党组留下一封信,题为《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全文如下:
   
    文联党组:
   
    对《西藏笔记》的指责,主要集中於对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看法。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目前,留在拉萨接受我不会接受的“教育”,既不会有结果,也给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文联亦难以交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我暂时离开拉萨,在外地等候有关部门的最後处理。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後果。唯 色
   
    2003-9-14 到目前为止,唯色已经得到了如下惩罚: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可以说,除了关进监狱,能被剥夺的都剥夺了。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麽。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份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份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援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份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份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敢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唯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
   
    文化帝国主义的惟我独尊
   
    当代的帝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国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同时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国民众共同参与,从政治帝国主义扩大到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说政治的帝国有一天可能分崩离析,或者被制度变革结束,文化帝国主义却不会有这样的“剧变”,因为文化帝国主义存在於每个统治民族成员的内心,已经化为集体潜意识,注定难以改变。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首先是一种惟我独尊的傲慢。那种傲慢以群体和个体、自觉与不自觉的方式渗透在方方面面。从贡嘎机场去拉萨所经过的曲水县城,有一个具有典型文化帝国主义特色的“援藏项目”--“泰州广场”。广场占地极其巨大,吞噬无数良田,除了财大气粗的炫耀,很难解释必要性在哪里;整个广场完全是汉地风格,布置着亭阁、石桥、流水,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广场中央一组金属架构顶着一个硕大的不 钢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科学与进步的象徵;一圈牌廊喷涂着中共领袖的画像和中共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标语口号;广场耗资必然十分可观,却跟当地人没有关系,甚至根本不是为人所建。我在那广场上走了一遭。地面白色水泥砖反射的阳光刺人眼痛,脚下如同一个烤锅。草坪被铁栏围住,写着禁止入内的警告牌。人工河是在立陡深陷的水泥槽中,隔绝了人和水的接触。偌大广场只有两条石凳,遥遥对称,只是一种形式需要而不是供人休息之用,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大太阳下。我去的那天是星期天,照理休 的人该最多,广场上却不见人的踪影,周边宽阔的大街也如鬼街一样空空荡荡。这样的广场体现着帝国的居高临下、文化傲慢和财富炫耀,当地民族和文化完全不被放在眼中,既不发生联系,也不值得考虑和顾忌。或者仅仅是为了引起当地的 慕和自惭形秽,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楷模与方向标。它所象徵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暴力与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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