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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

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
   
   曾枣庄,男,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编有《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二十五史全译》中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全译。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与宋代文学研究,先后出版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轼诗文词选译》、《三苏图传》、《论西昆体》、《宋文纪事》、《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北宋文学家年谱》、《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苏轼研究史》、《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影印出版有《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等。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开始。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代文化辉煌灿烂,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科技以及学术文化的其他领域,都硕果累累,群星争耀。关于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朱熹认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这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后人也几乎持同一看法。今人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为什么说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文化为什幺能够跨越百代,超过汉唐呢?这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整个世界最完备的文官政治。宋代历朝不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军,担任各级地方官吏。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长达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称“三代以下治安所无”。这与宋王朝限制武将、宦官、后族专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但这些措施,有些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对武将的过分防范,既有利于结束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又使南北宋实际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最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
   
   哲学上形成了程朱理学。汉、唐儒学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后人又称为新儒学。《宋史》在《儒林传》外,专设《道学传》,就说明了道学与此前的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说的“谈经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学。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其后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理学三先生”之称。但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学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对宋、元、明、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从先秦至宋前,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析,文笔流畅,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富于文学色彩。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编年史名著。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相袭,成为中国的正史。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南宋还产生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以重大历史事件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影响很大,继踵者很多,有《左氏传事类始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
   
   宋代科技也很发达,沈括博学多闻,对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所着《梦溪笔谈》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学家是苏颂,他对中国的天文学和医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宋代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图书的撰著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无论经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著作流传至今者有五千余种。正如《宋史•艺文志序》所说,当时“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学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特色,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别树一帜,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风貌。从南宋起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唐宋诗之争,说明宋诗取得了可与唐诗抗衡的地位。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文的国度。宋文数量很大,《全宋文》现已出齐,全书共360册,8345卷;含宋文作者9178人,收宋文178292,字数达一亿一千多万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总和的七倍。宋文诸体渐备,旧有文体有了新的变化,并出现了不少新兴文体,如诗话、词话、笔记、日记、楹联、话本小说、杂剧和南戏等。宋文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证。如果说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特色,那么宋文则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成就。
   
   宋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颇富创新精神,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蔡襄,一说蔡京)四大家。绘画有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画湖州画派。宋人对音乐也有深入研究。范镇在音律问题上曾同司马光反复争论,仅《与司马温公论乐书》就多达十四篇。徽宗专设大晟乐府,使词从民间和文人词取得国家乐府的正式地位,影响甚大。随着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戏曲艺术也很繁荣。北宋京城开封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开封城内,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观看杂剧,一台《目连救母》,连演七十八日,观者如堵。北宋灭亡后,部分艺人被掳北去,部分艺人流落到江南,杭州的勾栏瓦肆更是鳞次栉比,规模数量都远远超过开封。一些戏剧史说宋代只有宫廷演出的记载,没有民间演出的记载。而南宋周南的《刘先生传》生动反映了当时街头演出的盛况,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南宋戏剧史料:演员共五人,三男二女,演出场所皆为市人会聚之地;演出带有娱乐性(“资旁观者笑”)、营业性(“自一钱以上皆取”),这与今天民间艺人的街头演出很相似。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是分不开的。太宗组织文臣校订经史群书,如《五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并编纂新书,北宋编有四部大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收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多达四百七十五种,很多书早已失传、残缺,赖此书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文苑英华》上续《文选》,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张说、李商隐等的很多诗文均赖此书保存,是清人编《全唐诗》、《全唐文》的重要资料来源。《太平御览》引书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们读到的宋以前的总集、别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之功。宋人最推崇的前代总集一为《诗经》、二为《楚辞》、三为《文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被尊为六经之一。欧阳修、苏辙、范处义、王质、朱熹、吕祖谦、杨简、魏了翁等都有论《诗》注《诗》专著。宋以前奉毛传、郑笺、孔疏为神明,宋代兴起疑古思潮,认为《诗序》“不足信”,朱熹《诗集传》不录《诗序》,自行探究《诗经》各篇之义,成为《诗经》学集大成之作。汉儒解《诗》多附会道德化意义,宋儒多以人情说解《诗》。欧阳修说:“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之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遽失本义。”以人情说解释《六经》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
   
   宋人特别推崇《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在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之后,唐代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楚辞》注本。而宋代的《楚辞》注本不亚于《诗》注,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之类。唐人有时对屈原的自沉汨罗似不理解,如白居易谓“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宋人却对屈原深表崇敬,苏轼的《屈原塔》诗颇能代表宋人对屈原的看法:“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苏轼还有《屈原庙赋》对屈原之死也深表理解。
   
   对《昭明文选》宋人有不同看法。苏轼《题文选》批评《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也”。苏轼对《文选》的批评,并不为宋人所完全认可,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萧统“所失虽多”,但所得亦“不少”。因此,在苏轼后,宋人仍很重视《文选》。宣和年间无名氏曾仿《文选》,编成《宋文选》三十二卷。尤袤曾校刻《文选》:“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有补学者。”可见即使在苏轼批评《文选》后,《文选》仍是宋人学习的典范。
   
   陶潜诗自然质朴,富有抒情色采,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历代诗人所推崇。宋人在创作上学陶者更多,苏轼甚至尽和陶诗,对陶诗的评论也比唐人深刻得多。苏轼最欣赏陶诗的感情真挚,其《和陶饮酒》云:“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朱子语类》对陶诗也有不少中肯的评价:“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
   
   宋人对李白集也作了很多搜集整理工作,宋初乐史所裒集的《李翰林集》,凡七百七十六篇。宋敏求后又多次辑佚,所得“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二十卷。”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时,曾校正考次李白诗先后,作《李白诗集后序》,称“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可见宋人对李白诗的辑佚、编年都下了很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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