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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着镣铐狱中写上书10800

我在大学学物理,毕业留校教物理。梦想成为物理学家并以爱因斯坦做榜样。但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上研究政治、经济之路。
   从一九六零年开始我是每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文革”关牛棚三十个月,两次入狱坐牢八年,主要追查“攻击毛主席”。从“文革”开始我就走上了“关心国家大事”的道路。
   关押中我苦苦思索,后来恍然大悟,毛泽东是个大独裁者,他把中国拖入灾难深渊,他在历史上是有罪的。一九七六年开始我在狱中向党中央写信,批判毛泽东,批判他代表的政治、经济思想,议论国家大事,提出政策建议。思考和写作成了我狱中每天的功课,六年中共写了五十多万多字。而且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原稿一部份现存山东省高级法院。
   一九八二年我给胡耀邦写信提出申诉,不久我就平反回山东大学,讲授“经济管理”,陆续把狱中上书的经济部分选择发表,结果得了奖,评了教授,还当上了经济信息管理系的主任。多次应台湾学术单位邀请访问台湾。
   

   我的心路历程
   1934年我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父亲为国民党军官,早年参加海军,孙中山在广东被困时,曾参加过保卫过孙中山的战斗。一九四九年前后与大哥孙文振一起去台湾。1953年我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除坐牢8年基本都在山东大学.
   1949年我还在念初中,从那时开始我就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接受共产主义的灌输直至大学毕业,工作以后。这种灌输存在于各种教科书及每周的政治学习之中,这种灌输使人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造成思想的僵化、单一化。由于对媒体、出版、发行的严格控制与封锁,以及文化、艺术的单一,相反的观点无法为人们了解,现代社会的特征、资产阶级都被妖魔化,抹上了恐怖的色彩。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潜移默化中,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奴隶,丧失理性,回归野蛮,人性向兽性堕落。于是一些人为的大灾难不断发生。
   还没有成年的我,开始时对共产主义的灌输还有一些挣扎,但是怎敌那洪水般的潮流。后来我也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也要求加入共青团(全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共青团乃进步青年的代名词,一个班级多数同学都入了团,团员开会嘻嘻哈哈,我们我们少数几个“后进青年”只能在外面坐冷板橙,羡慕之情不言而喻。人家入团只要填个表很快就能批准,我却因为反动家庭出身而拖了五年,最后是给当时的团中央(当时是胡耀邦任书记)写信才好歹批准了。
   我在1949年之后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政治运动。看到自己的同学被打右派,被逼疯,老师跳楼,学生跳井,1959年前我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但是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却受到批判,从那以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是批判斗争的重点。1964年“社教”运动中对我批判时已经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批判我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冤叫屈,偷听敌台,妄图叛国等等。“文革”中被抄家,游街,批斗近百次。先后两次被关“牛棚”长达30个月。两次坐牢,在监狱中关了近8年时间,主要追查“攻击毛主席”,说我竟敢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要毛主席让位。1974年第二次关进监狱,到1978年判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毛主席”“捕后攻击华国锋主席”。随即进入劳改队。
   在漫长的关押中,我潜心思考,回忆往事,阅读书报。我将思想上对毛泽东的怀疑和不满的片断进行串联。最后豁然开朗,原来我曾经崇拜过、跟随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个历史上的罪人。他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应该否定。其中包括“文革”、“大跃进”、“反右”、“合作化”、“反胡风”、“国际上的反修”、“反苏”等等。
   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懊恼,十分可怕。我知道只要讲出我的真实思想,就会被处死。后来我才知道张志新因为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被割断喉管在1975年处死,毛死后,1977年至少有十多个人因反毛而被处决。当时面对审讯,我坚决否认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和思想。即便如此,在1976年春,我还是被起诉,罪名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幷且戴上了手铐脚镣关在单人牢房。(按监狱惯例,这是要处决的象征)。
   
   戴着镣铐在狱中写上书
   1976年9月毛泽东离开人间,消息传来,我在狱中如释重负。27天后,“四人帮”被捕,使人欣喜若狂,倍感振奋。出于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我决定在监狱中上书最高当局批判毛泽东,议论国事,提出政策建议,从1976到1982年共写上书50多万字。
   开始写上书最大的困难是笔被抄走了。我迫切需要有支笔,因为经常有些思想闪念的片断,要记下来,报上有线广播上的资料也要记下来。我想过很多造笔方式,曾试过牙膏皮,蜡烛,都不理想。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比较可用的“笔”,就是很原始的办法,用草棍,用苇棒,经过粗加工就是一支笔,至于墨水我用吃菜剩下的酱油汤,浓缩而成。用这支笔我就可以作记录打草稿,在监狱中有时还可以向领导借笔,理由可以是给家中写信要棉衣,或者要写交代,但是不能经常借,使用时间也很短,每次借来笔,都是抓紧抄写,最后把墨水挤干净留下来备用。现在保留在高级法院中的信很多是这样写出来的。
   1978年6月我从看守所转入了劳改队,这时才能有了自己真正的笔。
   在劳改队写上书,笔不成问题,而且后来我还有了复写纸,也可以让家中寄几份报纸杂志。白天出工劳动,我就提前起身在走廊上,在值班室里写。劳改队中当然会有干扰,我最怕的是犯人干扰。和犯人住一起,我对他们称兄道弟,只说我写上诉,现在可以看到劳改队写信第一页多是给高级法院的申诉,这是用来掩盖下面给中央的上书。有次一个劳改犯,趁我不在偷看了我的信,竟在我的信上写上了“死有余辜”四个字还画了一个骷骼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有的上书复写底稿上也没有党中央的抬头,而是在发信前填上“党中央”交给队长。
   当然劳改队领导也多有训斥,问我是不是想找死,后来看我听不进去,就在犯人大会上批斗,拳脚相加,也组织犯人批判,当我继续写信时,他们就说:“您等着吃枪子吧”!后来就不太管了。但是大会批斗之后,犯人对我的态度却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们夸我在批斗会上的“英勇”气概,是个“英雄”。有的犯人说看到干部打我,他几乎要喊“不准打人”。
   有的犯人后来给我搞来了复写纸,有一次我表示想看“参考消息”(不公开发表,只有干部才能看到)。结果到了工地不长时间他就“采”了一份回来给我,犯人常把偷说成“采”。有的“反革命犯”还曾帮我抄稿子。
   当时所以要给党中央写信是因为这种信一般要逐级上报,会有一些人看到,这也是一种发表,而且给中央的信也不会轻易销毁,一般犯人在离开看守所时都要将书写物抄走销毁,写给党中央的信我想也许会被视为“罪证”保存下来,不致丢失。结果我在看守所的信果然逐级转到了山东高级法院被保存下来,入了档。这样2000年我才能够把它复印出来。整理出现在的文稿。有些原件上还盖了“山东省高级法院文件处理章”注明收到日期,盖上了法院的编号。
   当然给党中央写信也是因为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党中央是最高决策机关,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建议。
   我的“上书”是在看守所和劳改队中书写的,写完之后立即交给监狱领导人请其代发。因此我要时刻准备着提审、质问。所以写“上书”时我必须十分谨慎地思考每句话,每个字,小心不要被抓住辫子,揪下脑袋。开始写“上书”时是戴着手铐脚镣的,后来钢制的镣铐松开了,但是精神的镣铐、无形的镣铐在我写狱中上书的整个过程中,时刻存在,所以我的“上书”也可以叫做“戴着镣铐的狱中上书”。
   现将上书的部分内容与有关的背景分别介绍如下:
   
   评论批判毛泽东:
   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曾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共建国初期,最早看到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四个字,我心想字写得这么烂还拿来当报头,这个人真没有什么水平。
   但是后来随着意识形态的灌输,教科书上毛泽东著作的增加,还有时事政策的教育,媒体上对毛泽东的歌颂,我思想上对毛的看法逐渐改变。一九六零年开始,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林彪等人带头吹捧毛泽东,说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战无不胜。”这种宣传是结合学习毛选四卷,结合打败蒋介石的历史来进行的。其中还有各行各业学习毛选典型人物的介绍,而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学习毛选打败外国名将的事迹,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经过这样铺天盖地宣传,在大张旗鼓的喧闹声中,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毛泽东的伟大形象竟高高地树立在中国人民的头顶上。到“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
   尽管在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四年我曾受到过批判,也曾对毛泽东有过怀疑、不满的一闪念,但仍不失对他的崇拜。只有后来通过在牛棚在监狱中的联贯思考,才豁然贯通,彻底改变对毛泽东的看法。
   当时我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及其代表的极左思想理论以及对毛泽东的迷信,影响了我国几代人,连绵达数十年,必须加以清理,否则中国无法前进,为此写了不少“上书”。
   在一九七六年,我深知道批判毛泽东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我戴着手铐脚镣关在单人牢房,我决心批判毛泽东,但又要避免判死刑,我苦思冥想最后决定:第一,要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进行批判毛泽东,这也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第二,要承认毛前期的功绩批他后期的错误。第三,开始时要用批判“四人帮”的名义影射批判毛泽东,这也是所谓的“影射攻击”,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政治上是不可分割的,我在批判“四人帮”时,使用的“他们”和“四人帮们”一般是包括着毛泽东,或者说主要是针对着毛泽东,如说:“他们把封建权术搬到党内来应用,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人民。他们倒退的终点,是比资本主义更远,是要倒退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1
   这里所说的“他们”主要是指毛泽东。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各类报刊都在批判“四人帮”代表资产阶级要复辟资本主义。我的观点完全不同,认为他们搞的是封建主义的一套。上书中多次表达这种论点。
   
   点名批判毛泽东
   1978年一月,济南中级中法院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要罪名判我七年徒刑,我提出上诉,一九七六年六月,山东高级法院二审仍判七年徒刑。进入劳改队后我胆子反而更大了,心想已经判了刑,他们也不至于马上给我再加刑,所以一不作二不休,就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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