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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一天不放 我就继续写下去”2003/12/11
·江泽民不退 难有新政——再评载人飞船上天200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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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波尔布特贻害柬埔寨——三评消灭私有制 200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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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出毛泽东全集?——评论毛泽东之(1) 200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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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立法”延期是港人大胜利──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游行之二2003-7-7
·香港——大陆的明灯——有感于香港反23条游行之三2003/7/10
·掩耳盗铃和新闻自由——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游行之四20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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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斗的毛泽东31222

——写于毛泽东生日110周年前夕
   前言:再过几天就是毛泽东出生110周年(12月26日),进入12月,全国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已热火朝天,邮局发行纪念邮票,每晚电视充满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有好几部主角都是毛泽东,包括“延安颂”(40集),等等。
   报纸上,网络上,文章千篇一律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不少人在网上表达了“誓死捍卫”的决心。有人贴了“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和谁拼命”。
   本人不想和人拼命,只是写点对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如有错误,也望明白人指正。前面写了三篇“不跟毛泽东学”打头文章,这篇可作第四篇。篇名也可为“不跟毛泽东学好斗”。
   先看几条毛泽东语录:

   “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斗争为纲”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自幼好斗的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生于湖南的农村,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对毛泽东要求甚严。
   毛泽东十岁的时候,为了反对他父亲和老师,竟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三天。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啊。”
   试想家中长子,刚刚十岁的男孩,突然失踪了三天,生死不明,家中是何等的焦虑,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是他与父亲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据毛泽东回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按照这个逻辑,他的父亲永远要干更多的事,那么他自己什么时候尽孝呢?
   毛泽东还说:“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跳进水里。”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以上见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的父亲,当时的心态只不过是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出于对长子的懒惰的不满,说了几句重话,为此,却招来了少年毛泽东的仇恨,不惜在十岁时离家出走,十三岁与父亲当众对骂。
   
   **不知反省的毛泽东**
   如果说毛泽东少年无知,童言无忌,而他与斯诺谈话是在1936年,这时他已43岁了,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人,但是讲起这些往事,他竟然毫不觉得歉疚,而是沾沾自喜,以他自小就有“造反精神”,“斗争精神”,而夸耀于美国记者斯诺。说明他缺少修养,缺少孝道,缺少反省。毛泽东对他的父亲尚切如此,更何况是对他的朋友和同志。
   毛泽东好斗的性格,造反的精神,在他的少年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因为缺少良性的引导,他自己又不善于反省,后来经过不断的积累,形成了他的“斗争哲学”。
   他常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到底是受了哪些压迫?这些压迫是否因为他的过错而产生,他是不管的。在他的著作中从未检讨过自己的错误。
   回顾历史,在二十世纪,毛泽东对中国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他的“斗争哲学”,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灾难,不值得人们效法。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和为贵”,“和”并不是没有是非,而是要争取用和平的方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是非,待人要从善意出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父亲出于爱子之心,骂了儿子,儿子不应回骂于他,有人打了你一巴掌,你也不一定要还他一拳。如果为人处世,或领导一个国家,只认“斗争哲学”,提倡冤冤相报,以血还血,世界将永无宁日。
   
   毛泽东正是带着小时形成的“造反精神”在1921年加入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政权之后,发起一次又一次血腥的“阶级斗争”,镇压反对者,迫害异见人士。在国际上也始终保持“好斗”,“好战”的立场。
   
   **毛泽东与“地主”的斗争**
   毛泽东对“地主”深恶痛绝,他在世时编辑出版的《毛选四卷》,开卷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该篇第一句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文章中论述的“敌人”,首先是“地主阶级”,毛泽东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就组织、领导了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据毛泽东自己讲:1925年他到农村去组织农民运动,成立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后来又开办了一个推动农民运动的“讲习所”,目的是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与“地主阶级”做斗争。他后来主持了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
   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记录了毛泽东当时是怎样组织农民与“地主”做斗争的。这个斗争包括:宣传敌视、仇视“地主”的思想,暴力斗争“地主”,掠夺“地主”的资财。
   毛泽东在农村以贫农雇农为主体,组织农会,这个农会拥有无上的权利,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表现“无法无天”,他们可以把“地主”拉出来游街,戴高帽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可以到地主家里去杀猪出谷,在斗争激烈时,甚至不惜将“地主”活活打死,拉出去枪毙,。
   以后他们还夺取枪支弹药建立农民武装。
   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农村中造成一片恐怖,毛泽东却认为这样的恐怖现象“好得很”。
   看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比较一下“文革”,有多么的相似。同样的是“群众运动好得很”,“造反有理”,在文革中一些出身好的人,都可以自发成立“战斗队”,抓住一些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开批斗会、游街、抄家,把人打死了也是“革命行动”。
   比较这两次相隔40年的毛泽东领导的“阶级斗争”,很是相似。
   同样的无法无天,同样地鼓动无产者,没有文化,或缺少文化的人,向有较高文化的人进行斗争。同样地鼓动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向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进行斗争。
   同样地制造社会的恐怖,在恐怖的基础上,一些人为所欲为,一些人备受摧残。
   同样的是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大泛滥。
   同样地发动群众运动,开展“阶级斗争”。
   但是这两场相隔40年的阶级斗争,却也有不同,第一场运动主要是斗“地主”,而第二场运动,“文革”,主要是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斗那些当年斗过“地主”、后来当了官的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死后,这些当年斗过地主,后来当过“走资派”的人,起来翻案,把“文革”定成了 “大灾难”,“大浩劫”。
   而当年“斗地主”的事,在历史上如何作结论,在国内至今还不可能公开讨论。“地主阶级”作为人群的一部分,他们犯下了什么罪恶?为什么要用暴力对侍他们?为什么要消灭这个阶层?为什么要消灭这个群体?
   
   **与“地主”代表蒋介石做斗争**
   1926年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暴动进入高潮。在农村,“地主”资财被掠夺,人身遭侵犯,这违犯了国民政府的法制。蒋介石领导北伐正在推进,北伐军很多将领的父辈在农村遭到批斗甚至杀害,召来北伐将士极大的愤怒和抗议。
   在这同时中共很多党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批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一度当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当时中共还在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军队中成立秘密小组。按照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意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组织,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去争夺取国民党的群众。斯大林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是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以后丢掉”,这就是利用蒋介石国民党发展自身,以后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
   1927年3月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等在上海组织暴动,企图夺取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结果中共死伤惨重。(见司马璐《中共“绝代巨人”陈独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上海广州清党。于是毛泽东等人感到受了“压迫”,便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所谓“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从此就有了长达10年的国内战争(从1927年到1937年)。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斗争仍没有停止。有人说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斗争,其用心、用力要远超过对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他用了主要力量发展自己。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只有二万多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发展到一百二十万。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总结出了武装斗争,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抗日胜利之后,毛泽东与当时代表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寸土必争。毛泽东表示,“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他要维持武装军事割据,毛泽东的这种取向,决定了中国的内战必然爆发。
   在以后三年国内战争中,为了打倒蒋介石,为了与蒋介石做斗争,多少中华好儿女死于战场,多少资财化为灰烬。(待续)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极左”立场,自然和某些人的意见抵触,党内、外有些人与他意见相左,凡有所表示者,都被他 视为“右倾”“右派”。加以批判、斗争。
   
   **毛泽东与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
   陈独秀就曾抵制过毛泽东的错误,引来毛泽东的反抗。毛泽东说:“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压制所有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见《毛泽东自述》P50、P51
   后来在毛泽东等人的极力反对下,1927年8月7日,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农民暴动,毛泽东提出的纲领要求“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组织工农革命军”、“组织苏维埃”,从此之后,共产党走上了公开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还表现在抗日战争之中。1937年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合作抗日,毛泽东极力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对抗。
   王明当时有军队国家化,实现多党制,服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想法,这实际上是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后来所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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