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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蒋彦永与“非典”30702

    6月29日,朋友告诉我当天法国台广播了吴敬琏的文章《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他对该文赞扬有加,要我一定找来看看。 网上查找之后,发现吴敬琏、蒋彦永两人,在抗击非典中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吴敬琏、蒋彦永简介**
   他们两人都是1930年出生,都于1952年入党。都学有专长。
   蒋彦永是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肿瘤专家,有大量著述,多次出国访问,退休后还带着两个博士研究生,

   蒋彦永的事迹已经广泛见诸海内外媒体,被称为“英雄”。
   吴敬琏的抗击非典事迹则少有人介绍,因为他意见是在内部会议上提出来的。
   吴敬琏先生是大陆著名经济学家,现任社科院的教授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0年众多媒体联合评选年度经济风云人物,吴敬琏先生高居榜首。吴敬琏先生是中国力主市场经济理论的“旗手”,素有“吴市场”之称。
   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他大胆揭露中国股市黑幕,从而使吴敬琏名闻遐尔。他曾经把中国的股市比做赌场,后来被视为“赌场论”。中国股市后来从2000年2200多点,跌到1300多点,至今还在1500点左右徘徊,使股市风险得到一定释放,吴敬琏起了一定作用。
   参与股市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吴敬琏的,很多证券工作者都非常重视他的言论和著作。
   
   **吴敬琏、蒋彦永同心合力抗“非典”**
   吴敬琏与蒋彦永两人往昔素不相识。
     早在今年4月初,吴敬琏就根据自己对多方信息的分析,深切关注着国内非典疫情的发展。他感到,一些负责官员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4月9日吴敬琏在在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对官员们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据当时在场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回忆,吴敬琏提出有关批评建议后,温家宝总理作出了正面回应。温总理指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命、健康是正常的,应当充分地理解。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月来已多次研究“非典”问题,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抗击“非典”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也是4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蒋彦永大夫的一封署名信,揭露前卫生部长张文康隐瞒非典疫情。蒋彦永在4月8日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询问时,确认自己写了信,他说,自己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不说实话,要死更多的人。
   进入5月下旬,疫情开始缓解。而在5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说及有的报刊把蒋彦永当作英雄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却说,不理解蒋彦永为什么那么受人关注,蒋大夫只是600万医护人员中的一个。高还公开为在防治非典中严重失职的前卫生部长张文康辩护。
   吴敬琏对在抗非典斗争中的蒋彦永仰慕已久,当听到官员对蒋大夫的不负责任言论时,他感到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支持和敬意。
   6月3日,吴敬琏给从未谋面的蒋彦永打电话说: 你为我们国家立了大功,为人民立了大功。 我向你致敬。不是对你个人,而是要辨明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好像有人在这里把这个弄颠倒了。
   在蒋彦永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时,素不相识的吴敬琏向他伸出了友好的手。
   
   **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
   反思非典,吴敬琏多次提出改革政府的建议,最近他写了《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的文章(见《新世纪网2003.6.26》)。
   在文中回顾非典发生和蔓延过程后指出:
   “一些负责官员在SARS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传播体制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SARS危机之后提升我国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项重点工作。”
   吴教授总结非典教训,提出的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应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任务。只有人民享有了知情权,才可能监督政府,实行民主政治。
   
   **政府放弃垄断 实行社群自治**
   吴教授是是经济改革的旗手,他通过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引伸到政府改革。提出政府要放弃垄断。
   “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体系,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因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也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功能开始复苏,民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也日渐提高。但是,其他方面的社群组织,例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仍然十分弱小,这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很低。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会组织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在这次SARS危机中,这种自组织能力薄弱、市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缺陷使中国除了政府单打独斗,几乎没有社群组织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识、募集资金、为患者和医疗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等活动。
   吴教授在这里提出的,要放弃政府对多项业务的垄断,广泛实行各种社群自治,这正是解放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调动众人积极性的重要途径。
   
   **老年知识分子的良知**
   吴敬琏、蒋彦永两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名人, 难得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当他们看到“非典”危害国计民生时,他们不顾自己的得失,据实揭露,据理力争。
   一个不怕违犯党纪,向境外媒体投稿,回答美国媒体的采访。一个不看官场风向,在温家宝主持的会上,备陈利害。他们行动,几乎是同时(蒋的稿子在4月9日发表,吴同日在国务院会上讲话)。
   在这之后4月20日,国务院终于作出了公布疫情,免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党内职务的决定。吴敬琏、蒋彦永,按说都是在“体制内”,但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抗击非典,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大贡献。他们的专业都不是政治,但是面对公共利益,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精神值得学习。
   吴敬琏先生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这不但需要知识份子呼吁和响应,更需要众人的推动。不妨先从反思非典开始,公布“非典”全过程,及其在国内外造成的后果(包括数字),开展公开地讨论。逐步提高政府的公开透明度,争取使政府成为可问责服务型的政府.
   2003-7-2于山东大学
   (新世纪、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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