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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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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教授二十年前狱中吁党内民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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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蒋彦永为六四学运正名40308

——纪念六四15周年
   
    蒋彦永医生要求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见《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这位抗非典英雄,2003年《时代周刊》《亚洲周刊》评出的风云人物,在给“人大”“政协”“中共政治局”的上书中指出: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1989年蒋彦永是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外科主任,据他回忆“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一位“母亲到后,……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

   血的事实使蒋彦永的良心受到震撼,他说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他先后找了杨尚昆、吴祖光、雷洁琼、吴阶平谈过自己的观点,并获得支持。杨尚昆对他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蒋彦永医生是一个学有专长的主任医生,博士导师,是享誉国内外的抗非典英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今天又道出世纪强音,他的事迹令人感动,他的作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支持他要求: 重新评定六四 ,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2004年3月8日于山东大学
   (大纪元、大参考、新世纪、看中国、中国正义)
   附:《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
   
   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 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 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睏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她的男友没有跟过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手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琗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进驻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以随时做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日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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