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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革命”与“正能量”都是本己性自涵
·雾霾攻陷中国,证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形式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最典型的煞有介事!
·科学在心外可操作,是器,谓之形而下;“观”呢?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既是官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对“敌对势力”亮剑?
·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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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3、为什么要强调公民行为的合法必须以社会、政权的先行合法为条件?
   
   因为“法”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人实现本质的条件、管道。

   
   自然的人只有存在,没有对存在的实现。社会人是用能力来实现存在,但它所实现的却仍是自身的先天性质。所以,人在世上不是为守法,而是来实现人生的。政权、法律就只是实现人生的条件。政权、法律虽然非常必要,却不是社会的根本,社会的根本是人。既然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实现人生,那么,做为人实现人生条件的政权、法律就得出自人性,基于人性,符合人性,反映人性。
   
   政权、法律是由人确立的,所以既可能合法,也可能不合法。因这里有一个应该问题,又有一个实际问题。在“应”的是人的能力,而“该”则是所应的是其所“是”的。因为人的存在是先天的,当然人的性质也是先天的,后天能力所实现的并不是能力本身,而是先天性质。后天能力是“应”,先天本质才是被应的“该”。若所应的是先天本质,就合法。但人的知慧是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攀升,这个方向不是人的选择,而是人性本性的规定,永恒不变。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实际上,人是经验动物,处在什么理性阶段就发生什么品质的体验,较低理性阶段绝不可能发生较高阶段的体验。所以人性必然性只可被认识,不能被体验,在认识不到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经验。一切尚处在自然境界的人,即孔子说的“使由之”水平的人,怎么能把政权奠基在应该上呢?怎么能立出反映必然性的法呢?何况人的能力就依存在个体内,做为功能它怎能不先服从自身呢?----谁的腿驮着的不是自己的身?同理,谁的意识能不首先负责并服务于自己?所谓“为他、为人、为社会”,其实是个价值而非在问题,毛匪的“为人民服务”,胡匪的新“三民主义”犯的都是把价值问题当作存在问题来对待了。
   
   所以说实际政权往往出于操作,实际的法律也往往脱离人性必然性。
   
   只有当人类进化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政权才能建立在人性必然性上,法律才能反映人性必然性。
   
   因人不是为守法而守法,而是为实现人生才守法。所以政权就应奠立在人性上,法律反映的就应是人性本性。政权不奠立在人性上,法律不反映人性本性,人就无法实现本性。无论什么东西,若离开了本性它还是它吗?在人类理性未成熟到把握本性之前,实际的政权不可能奠立在人性本性上,实际的法律也不可能达到对人性本性的反映。因而以往的实际政权,实际法律都未能必定合法。所以在进入宪政前的社会总是充满矛盾、冲突,不间断地发生政权更易。只有在政权、法律的性质就是人的固有性质这个条件下,人才有守法的必须性,通过对这样的法律的遵循,才能够实现不可抗而有的固有性。
   
   人除了本源性并不再有别的性,所以人不可能有本源性以外的实现。又所以,人实现本源性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的理念、政权的基础都必须出于人性本然性,奠基车人性必然性上;法律原则反映的也必须是人性必然性。
   
   所以社会、政权、立法的先行合法是必须的,是人的守法的先决条件。
   
   
   4、什么是合法性政权?
   
   简单地说:合法性政权就是出于人性本源性的,奠立在人性本源性上的政权。
   
   “人人生而自由,权利不可让渡”就是合法政权的实例。“自由”指出的是人对后天能力的感觉,“生”指出的是人是自然事实,后天能力也来于自然。自然对人的塑造、给予,是不由分说的,无例外的。这种不可抗和无例外性就是平等性、正义性。这条规定所表达的就是被我们用感觉能力所体验到的自由意志,自由不是要来的,而是自然的赋予。所以“生而自由”说的就是可抗的意志来于不可抗的天生,当然就不应该被抗拒。
   
   所以合法性说的是:人是什么,就实现什么,人有什么性就遵守什么性的法。
   
   一句话:合法性政权就是只对人负责的政权。离开这一定义的政权都不合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对什么负责?
   
   这个论题可以做出篇幅宏大的论证,这里只借共产党各代教主说的活便可澄请:
   
   匪首毛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斗争是纲,其他是目”。孙丰对毛匪的批判是:既然阶级的烙印是打上的,既可打就可除,为什么不能通过同样的方法来清除,非要杀人呢?他知道杀错了,就说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个王八蛋难道不知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是统计学关系,而人的生命根本不是统计学课题,哪经起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比较?!在与苏共的论战中他公开宣杨的就是----中共与苏共间的分歧是“意识形态间的分歧”。所以毛政权并不对人而是对意识形态负责,就是由他自己黑字白纸肯定了的。
   
   匪首邓小平的“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不能向他们的价值观让步”、“我曾告诉外国访客,说我们过去十年最大的错误是在教育。我的意思是在政治教育,而不是指在学校课堂或社会大众教育”。这个“邓理论”的制造者,连通过“教”而达到“育”的只能是可做证明的知识都弄不懂。可见共产党的政治就只是不可求证的意识形态,它根本不是可证性v知识,又怎么能由教而达育呢?就是他,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次谈话说,“只要经济上去了,人民安居落业,叫什么主义不行呢?”。可见做为自然人的邓匪,知道共产主义就是个用关门、封嘴来方便统治的骗术。
   
   匪首江泽民则说:“只要牢固的树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念,就能……”、“正确的與论引导人,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他竟然把人当做可引导,可武装,可任意塑造的客物,这不是把人当了玩物,当成了无独立性,无价值的粪土吗?他的话的要害是----
   
   用意识形态性剥夺了人的主体性。
   
   愚笨到只能被环境所规定,只能顺习而行的匪首胡锦涛则说什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产主义世界观是管总的”,“要牢牢掌控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共匪的四代教主都赤裸裸的宣布,他们捍卫的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色,封闭才能专制,专制必陷残暴。因而说中共的政权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邓匪的“立国之本”就是共产党是土匪的不打自招!国的本是人,土地,而人和土地是天造,人怎么能立?所以说这个政权并不对人,而是只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负责。
   
   人能有的只是自然性,人能实现的又怎能在自然性之外?对与人性不相干的意识形态的责任又怎能不成为人性的抗力呢?怎能不引发社会对人性的背离呢?
   
   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非法!这是一个庄严的、绝对的真理!
   
   就看中共警方处理邓玉娇案吧:先关精神病院,精神病成为中共处理一切棘手问题的法宝。为什么?因为用精神病来封口的条件有二:一是先已认定了人家无罪,没有抓捕的理由。二是对與论的恐惧,怕事情闹大。不能抓,又不敢放,咋办?只好关神经病院!若政权对人负责就得放人,可一对人负责,政权的意识形态性就得瓦解。这样两个条件就迫使以斗争起家的共产党,在斗争合法性丧失后,继续迫害路线就只能依靠神经病院了。
   
   二是“故意杀人”的指控。弱者被强者所侵犯,能犯故意杀人罪?也只有他娘共产党能说出口。真神经病了的就是这共产匪,神经到连弱小女孩面对三条大色狼这个事实都不看。共产党是不是能说气球引炸了天安门?那侦察公报上明明写着邓贵大、黄德智、邓中佳发难在先,构成侵犯。面对着在力量上至少三倍于己的局面,能发生弱者故意杀强者?天方夜谭!她找死呀?孩子面对恶狼,犯下故意杀狼罪?除了证明共产党就是狼,还能证明什么?
   
   三是“防卫失当”的指控,续用上面这个证据:一个弱孩子,面对三条强狼,其中的每一条都比她强大许多,她还有弄清什么正当,什么是过当的攸闲?除非邓王娇是十三妹!她哪有时间匆匆容容去思考?她面对着的是邓贵大、黄贵德、邓中佳的预谋侵犯呀!三条色狼还能善良到给她留下思考的空间?在强力侵犯面前,而且侵犯已经实施,就不存在过不过当的问题。只有在受侵害者有充分考量防卫度的条件下才有失不失当的问题。
   
   那邓贵大、黄贵德、邓中佳是不是还先给邓王娇请个法学专家上堂刑法课?教教她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是过当?法律赋予公民的是对侵犯的反抗,只要明确了两方孰个弱,孰个强,孰个侵犯孰个,失不失当就已自明。我相信,共产党里的任何个人在对自己,对老婆孩子说话时,都会毫不犹预地承认罪在二邓一黄,邓玉娇是正当防卫,是英雄。并且也必意识到这个案子背后至少还涉及到贪污----甩邓玉娇的那4000块钱的甩法,就有别项罪的蕴藏,指示着贪污的嘴脸。为什么不调不查?密秘就在于党已处在悬崖绝壁,随时可能命归黄泉。因这个政权不对人,而是对意识形态负责,它自己已把自己负到了老鼠过街的地步,犯案的虽是比芝蔴还小的小官,威胁的却是政权的存亡,所以才从下到上冒着十倍的风险去包庇!它已不敢不包庇!
   
   胡跃邦能杀杭洲二刑,那真是良心!这胡紧套却对受害人下手,这个败家仔!
   
   难道邓玉娇案所证明的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非法吗?
   
   6、中国社会的危机就是因这个政权不对人,而对主义负责
   
   至于这最后一个论题,已不须证明,因它是自明的。人有性,人的活动所能实现的只能是人的性,实现人的性能不以人的性为政权的根据?可共产党却批判人性论,把写人性的作家打成右派、反革命,强迫人们丢弃本原之性去服人性里根本找不到的意识形态,社会陷于在两个力量的对抗中,它能不危机吗?
   
   看看残迹人陈光诚,看看被奸死的黄静,看看《杭洲飚车撞死人》、《干部子女无端杀人,19岁独子活活被杀》、《山东大汉勇作杨佳,杀死霸占老婆的局长》、《两兄弟反击砍死强拆者多人》、《中国军队高层的腐败到底有多深?》、《谢德清被毒死,成都当局抢夺尸体火化》、《薄熙来儿子薄瓜爪》……哪里能看到一星儿对人的责任?所以孙丰说中国社会的危机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而是人的自然性与共产主义这个意识之间的。走出危机的唯一途径当然是让政权囬归人性,所以除了对共产主义的扫荡没有第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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