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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民反共党,而是共党反(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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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四川汉源民众抗暴 迎接中国民主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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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军警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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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自己“害”了社会主义
·剜烂肉,先惩办了江泽民
·第二篇(7)
·第二篇(8)
·第三篇(1)
·第三篇(2)
·第三篇(3)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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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宝兄,难道社会也有初级阶段?
·“难道社会也有初级阶段?”的讨论
·家宝兄,民主既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的创立就值怀疑
·问家宝,民主的形式和途径怎么会不相同?
·炸徐水良一家伙!
·共产党垮台了咋办?=你能使圆为方吗?
·共产党垮不垮台,是客观的历史进程问题
·怎样应对共产党垮台引起的震荡?
·对温家宝《初级阶段》的批判提纲
·人类存在必然导致的是社会,不是主义
·只有社会才天然合法,主义都只是人工合法
·阻得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就是(社会)主义
·先生,别忘了“民”是先社会的!
·是社会主义就决不会民主,不会和谐
·孙丰:政党不是幼儿园里扮家家
·政党不是幼儿园里扮家家(2)
·致“中国纠风工作会议”
·广州“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绿灯!
·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绿灯(2)
·问俞可平:中国人不是类中的吗?
·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绿灯(3)
·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动员令!
·共产党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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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在《08宪章》和“和解论”的吵闹中,弱到不能再弱的农家孩子在无法忍受官员凌辱时,挺身自卫,环宇震怒!看你再抄“宪章”,再抄“和解”!问题的要害在于“共产”是个封闭概念,而“宪章”、“和解”却都是开放的,向封闭性讲和解,向花岗岩播种=狼与东郭先生“和平共处”!乖乖!共产政权就是绞肉机,它若接受人性还叫绞肉机吗?这些说法就是因闹不清什么是纯粹意义的法和非法,任凭意志信马幻想。邓贵大一伙的犯案及整个官方的立场证明:只要它还叫共产,就决不会对人负责!不对人负责就绝不会从罪恶里囬头,就绝没有和解!因为和解的先决条件是政权对人负责,可它一对人负责,就得玩完!邓玉娇案引发的反应是:官方的一边倒与人民的一边倒。有谁能从这两个一边倒里找到那怕极微弱的共性?连起码的共性都没有,怎么“和解”?怎么“宪章”?所以邓玉娇案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非法。
   
   本节由下列论题组成:

   1、通过对“法”的解析以回答----什么是一般意义“法”?什么是合法?
   2、政权是理性存在物之所必然
   3、公民行为的合法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即政权必须先行合法
   4、什么是合法性政权?即政权的根基来于什么?
   5、“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对什么负责?
   6、中国社会的危机就是因政权不对人,而对主义负责
   
   1、对“法”的解析
   只要分析“说法、看法、写法、吃法、唱法……”,得到的就是“法”的最一般意义。所谓一般,就是“法”只做为纯名不是实际法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还未被实践赋予进性质和内容,它之做为意义还是空的。正因还没有实际内容才可以被实际充实进内容。我们的解析是去掉这些概念的前一半,即去掉“法”的限制成分,再将这些成分做抽象,由这种抽象得到的就是“法”的最一般意义。说、看、写、吃、唱……都是人的行为。无论人能发动多少种行为,都得被“法”所规范,可见“法”是人的能力被推进成为行为所不能缺少的条件,能力不被这个条件所规范,就不能成为行为。由此析离出----
   
   “法”就是行为所依照、遵循、效仿的原则。
   
   这定义有两个要点:一是它的“被依照、被遵循、被效仿”性,这是“法”的功用;二是“原则”这个词所具有的可知识性,“法”必须是知识世界的,不属存在世界,不是客物。缺了这两个要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不能构成为“法”。这便可看清:“法”所对的是能力----理性,能让理性来依照、遵循、效仿的也必须是理性。因而“法”得以“理”为条件才能成立。只有以理为条件,定义“法”是“被依照、被遵循、被效仿的原则”才普遍的有效。这种普遍是理性内的,不对非理性事实有效。
   
   非理性事实并不是什么都不遵守,它们也严格的被规定,只是不是由它们自身,不是能动的而是受动的----凡自然界的事物都遵守自然律,所以才有“法则”这个概念。一切非理性事实所遵守的是不变天律,正因为它不变,且无从抗拒,所以非理性事物的规定性就叫做----“则”,表示为他律;而理性的遵守是能动的选择的,所以就叫做“法”。法和则的共同性是:都属于知识世界,不是客观存在,因而“法”和“则”都是由人用认识发现的,都是事物的规定性。区别是:“则”是他律的,“法”是自律的。
   
   人有双重的性质:既属于客观世界,又有本己的能力。由于本己能力就在客观世界外造成了主观世界。人属于客观世界,就与一切非理性事物一样严格地服从自然律;因人有能动能力从而就成为自律的。因自律而造成了社会、政治。从自律出发就需要立法,守法。
   
   所以“法”对着的是主观世界,根据的却是客观世界。
   
   我们已说,对能动能力的规定才叫做“法”,自然律的规定只能称为“则”。因而“法”是可知的,得通过“知”来遵守。而“则”是没有自觉性的规定性。所以守法的“守”和合法的“合”就是能动能力的应用,而“法”是被能力依照、遵循的。所谓社会,就是由能动能力带来的联系性,这联系既关涉人与人,也关涉人与环境,属于后天,是本原的世界所没有的。因而“法”的有效性范围只指向后天,“则”的有效性范围是先天。正因人做为事实来于先天,而能力却是后天,所以后天能力的使用就有对先天的改变。
   
   人若不形成出能动能力它就与一切非理性事物一样----只服从自然律。而自然的规定就像时间那样无所不在又始终如一,对任何事物都不薄此厚彼,永不出差错,无所谓秩不秩序。人既属于自然,就与一切自然物一样是独立的,又天然趋向完满。因能动能力仍归属于独立性,当然就由个体来应用。当事物的天然完满性转由个体能力来实现时,就上升为自觉的趋福避祸,个体自觉发动的趋福避祸就有动摇自然规定性的可能,为防止对自然规定性的动摇,才需要法律以造成秩序。毫无疑问,法律制造的秩序所捍卫的就是无所不在和始终如一的自然规定性。因而我们的叙述无庸质疑地证明了:
   
   “法”所针对的是人的后天的能动能力,因为只有后天能力才能去“守”,才能去“合”。
   
   而“法”所根据所捍卫的都是人的先天性质,因为人首先并且归根结蒂是自然事实,它的全部事实性都是由自然不由分说地规定的。人用后天的能力所自觉实现的仍是先天自然性。不同的只是人的能动能力为人生带来了可体验的意义、价值----即幸福。所以人的后天能力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于使人能够觉察幸福。不是改变自然的规定性,能觉察幸福这个能力之做为能力虽属后天,但能成就出这种能力仍是因从自然的赋予里领受的天然的质性,归根结蒂人对幸福的体验仍来于自然所赋予的性质。我们的论述就推进到一个更为深藏因而也更高阶段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
   
   答曰:那能去“合”的是人的能力,那被合的j是无所不在的自然性。
   
   我们已肯定:人是自然的事实,是事实就有性质,自然的事实所能有的性质只能由自然所赋予。连我们的后天能力也不是由于我们的努力,首先来于自然对我们的造就所带有性质,而后是这些性质对自然力的服从,所以人的自律能力的本身仍属于自然。因而说----
   
   合法性就是合乎自然性。
   
   能去“合”的是后天能力,被“合”的是先天根源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人类首先并且归根结蒂是自然事实,而后才是理性事实,由于理性才需要合法,为防止理性的应用对先天根源性的动摇,才需要法。可见“法”是理性达到先天根源性的一个外部规,是后天能力达到先天自然性的环节。所以说合法就是合乎根源,合乎自然性。
   
   既然合法是人达到先天根源的环节。那么,政权、法律就必须首先合乎根源性----首先合法。
   
   2、政权是理性存在物之所必然
   
   因非理性存在物被自然力直接规定,没有“不合法”这个问题。非理性存在物也服从严格的规定,因而不可抗拒地趋向完满,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完满趋向才使人在后天里形成出理性。从理出发,世界才有了联系。联系说的是:在人的本己能力的应用方面不再直接被自然所规定,而是通过自主,间接地接受自然律,这就在自然世界外建立起另一个世界----理性世界。这个理性世界虽相对于自然世界,它却只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是自然性的方式、形态。当然仍属于自然,因而能动的、不间断发展着,变化着的理世界的各种联系,就必须是在自然的恒定的规定性以内的,这些变化着的联系必须能够还原囬自然的世界,并且不得引起自然世界的矛盾。这就需要对理性世界立法。以保证理性世界的能动性不超出自然的允许。所以说是理性(而非人)形成出社会,只是人类是唯一的理性存在物罢了。社会的职能性就是政权,因而说社会、政权也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说----社会、政权是理性之所必然。
   
   必然说的是某种事态作为条件存在了,后继事态不可避免。必然性就是不可避免性。
   
   因而所谓合法性,就是合乎必然性。
   
   政权是理性之所必然,这个判断所直接揭示的只是社会、政权的形成或出现,即政权的存在问题。但社会、政权一旦存在,就派生出另一个问题:它们的必然存在所遵循的是必然律,但实际的社会、政权所遵守的却是选择律。人类中不能没有政权是由客观性决定的,人类中实际政权什么样子却是主观地规定的。政权是人建的,法律是人定的。所以实际的政权、法律并不必然合法。一是因人的认识能力是后天形成,所以它是什从素朴向成熟的过渡,眼光就有直观、间接,近视与宏远,有高低不等的阶段性。当人的智慧还处在较低阶段时,政权不可能有正确的奠基,法律的出处也不可能必然。再一方面由于人是个体独立的,理性当然是个体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就把个人意志注入进政权或立法,人又受自然的支配,往往使政权、法律具有近水楼台的自利倾向,使实际的社会背离人性自然性,这就是政权的不合法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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