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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团团伙伙是政党的共同的、本然的性质!
·凡借了人性外的名义的制度,都必定是反人性的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之悖理
·问冯胜平: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1)
·问冯胜平(4)
·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怪哉!——诘冯胜平
·习近平为什么能说出"共产党已蜕化变质"?
·"蜕化变质"只是指出一个实事,指出实事只是承认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是堕落的菌种
·腐败的果与因
·批《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育出什么样的人?
·孙二郎说打虎
·孙二郎谈腐1
·难道酷刑还有正当的或可合法施行的?
·孙二郎谈"中央统一战线小组"
·天津大爆炸头号警示是:停止9.3阅兵
·赞同革命与革命是否发生是两回事
·习近平恰好陷在扭转乾坤开辟新纪元的历史链条的环节点上
·天津爆案对中共的警示是:
·自然界里本无党,"党的规矩"就是疯子的自欺欺人
·哪是什么"亡党危机"?明明是瓜熟蒂落蒂要换新宇
·天津爆案标志了爆炸已经成中国政治的常态,
·评《退休高层痛斥"党内腐败"和痛哭"亡党危机"》
·医生只给人珍病,不为党珍病
·腐败是社会人格双重化的表现
·物由什么所造,就只能服从什么力量!
·硬件上打虎,软件建设上谜续指鹿为马!
·对《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理性清理
·是共产党有罪于周、薄、徐、令、郭……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没有阴阳两面人的资源环境境,怎么会有阴阳两面人?
·人之"是人"属于天,这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
·习近平不知应纯洁的是人文环境,不知救党是死路!
·国民党有错误是后天的,共产党的错误却是先天的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纯知性讨论
·人感觉自己支配自己不是真相。真相是:人受知识的支配
·“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论〞乃是继续腐败的宣言书
·若习近平回答了〝你是人还是党?〞国安便长治久安!
·〝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才是祸国殃民的根源、
·《腐败不是因理念,信仰的缺失,相反理念与信仰倒是腐败之母》
·合法性是是公理,王歧山说的是私理
·在以〝执政党〞自居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党〞
·为人民服务只能服出人民价值,哪来的党价值?
·凡标榜自身意识形态的力量都是非法的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天腐败型政治
·价值观是形成,〝党有权提出核心价值〞却是外造加工
·国民党腐败是后天,共产党腐败却是先天
·“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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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在《08宪章》和“和解论”的吵闹中,弱到不能再弱的农家孩子在无法忍受官员凌辱时,挺身自卫,环宇震怒!看你再抄“宪章”,再抄“和解”!问题的要害在于“共产”是个封闭概念,而“宪章”、“和解”却都是开放的,向封闭性讲和解,向花岗岩播种=狼与东郭先生“和平共处”!乖乖!共产政权就是绞肉机,它若接受人性还叫绞肉机吗?这些说法就是因闹不清什么是纯粹意义的法和非法,任凭意志信马幻想。邓贵大一伙的犯案及整个官方的立场证明:只要它还叫共产,就决不会对人负责!不对人负责就绝不会从罪恶里囬头,就绝没有和解!因为和解的先决条件是政权对人负责,可它一对人负责,就得玩完!邓玉娇案引发的反应是:官方的一边倒与人民的一边倒。有谁能从这两个一边倒里找到那怕极微弱的共性?连起码的共性都没有,怎么“和解”?怎么“宪章”?所以邓玉娇案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非法。
   
   本节由下列论题组成:

   1、通过对“法”的解析以回答----什么是一般意义“法”?什么是合法?
   2、政权是理性存在物之所必然
   3、公民行为的合法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即政权必须先行合法
   4、什么是合法性政权?即政权的根基来于什么?
   5、“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对什么负责?
   6、中国社会的危机就是因政权不对人,而对主义负责
   
   1、对“法”的解析
   只要分析“说法、看法、写法、吃法、唱法……”,得到的就是“法”的最一般意义。所谓一般,就是“法”只做为纯名不是实际法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还未被实践赋予进性质和内容,它之做为意义还是空的。正因还没有实际内容才可以被实际充实进内容。我们的解析是去掉这些概念的前一半,即去掉“法”的限制成分,再将这些成分做抽象,由这种抽象得到的就是“法”的最一般意义。说、看、写、吃、唱……都是人的行为。无论人能发动多少种行为,都得被“法”所规范,可见“法”是人的能力被推进成为行为所不能缺少的条件,能力不被这个条件所规范,就不能成为行为。由此析离出----
   
   “法”就是行为所依照、遵循、效仿的原则。
   
   这定义有两个要点:一是它的“被依照、被遵循、被效仿”性,这是“法”的功用;二是“原则”这个词所具有的可知识性,“法”必须是知识世界的,不属存在世界,不是客物。缺了这两个要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不能构成为“法”。这便可看清:“法”所对的是能力----理性,能让理性来依照、遵循、效仿的也必须是理性。因而“法”得以“理”为条件才能成立。只有以理为条件,定义“法”是“被依照、被遵循、被效仿的原则”才普遍的有效。这种普遍是理性内的,不对非理性事实有效。
   
   非理性事实并不是什么都不遵守,它们也严格的被规定,只是不是由它们自身,不是能动的而是受动的----凡自然界的事物都遵守自然律,所以才有“法则”这个概念。一切非理性事实所遵守的是不变天律,正因为它不变,且无从抗拒,所以非理性事物的规定性就叫做----“则”,表示为他律;而理性的遵守是能动的选择的,所以就叫做“法”。法和则的共同性是:都属于知识世界,不是客观存在,因而“法”和“则”都是由人用认识发现的,都是事物的规定性。区别是:“则”是他律的,“法”是自律的。
   
   人有双重的性质:既属于客观世界,又有本己的能力。由于本己能力就在客观世界外造成了主观世界。人属于客观世界,就与一切非理性事物一样严格地服从自然律;因人有能动能力从而就成为自律的。因自律而造成了社会、政治。从自律出发就需要立法,守法。
   
   所以“法”对着的是主观世界,根据的却是客观世界。
   
   我们已说,对能动能力的规定才叫做“法”,自然律的规定只能称为“则”。因而“法”是可知的,得通过“知”来遵守。而“则”是没有自觉性的规定性。所以守法的“守”和合法的“合”就是能动能力的应用,而“法”是被能力依照、遵循的。所谓社会,就是由能动能力带来的联系性,这联系既关涉人与人,也关涉人与环境,属于后天,是本原的世界所没有的。因而“法”的有效性范围只指向后天,“则”的有效性范围是先天。正因人做为事实来于先天,而能力却是后天,所以后天能力的使用就有对先天的改变。
   
   人若不形成出能动能力它就与一切非理性事物一样----只服从自然律。而自然的规定就像时间那样无所不在又始终如一,对任何事物都不薄此厚彼,永不出差错,无所谓秩不秩序。人既属于自然,就与一切自然物一样是独立的,又天然趋向完满。因能动能力仍归属于独立性,当然就由个体来应用。当事物的天然完满性转由个体能力来实现时,就上升为自觉的趋福避祸,个体自觉发动的趋福避祸就有动摇自然规定性的可能,为防止对自然规定性的动摇,才需要法律以造成秩序。毫无疑问,法律制造的秩序所捍卫的就是无所不在和始终如一的自然规定性。因而我们的叙述无庸质疑地证明了:
   
   “法”所针对的是人的后天的能动能力,因为只有后天能力才能去“守”,才能去“合”。
   
   而“法”所根据所捍卫的都是人的先天性质,因为人首先并且归根结蒂是自然事实,它的全部事实性都是由自然不由分说地规定的。人用后天的能力所自觉实现的仍是先天自然性。不同的只是人的能动能力为人生带来了可体验的意义、价值----即幸福。所以人的后天能力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于使人能够觉察幸福。不是改变自然的规定性,能觉察幸福这个能力之做为能力虽属后天,但能成就出这种能力仍是因从自然的赋予里领受的天然的质性,归根结蒂人对幸福的体验仍来于自然所赋予的性质。我们的论述就推进到一个更为深藏因而也更高阶段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
   
   答曰:那能去“合”的是人的能力,那被合的j是无所不在的自然性。
   
   我们已肯定:人是自然的事实,是事实就有性质,自然的事实所能有的性质只能由自然所赋予。连我们的后天能力也不是由于我们的努力,首先来于自然对我们的造就所带有性质,而后是这些性质对自然力的服从,所以人的自律能力的本身仍属于自然。因而说----
   
   合法性就是合乎自然性。
   
   能去“合”的是后天能力,被“合”的是先天根源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人类首先并且归根结蒂是自然事实,而后才是理性事实,由于理性才需要合法,为防止理性的应用对先天根源性的动摇,才需要法。可见“法”是理性达到先天根源性的一个外部规,是后天能力达到先天自然性的环节。所以说合法就是合乎根源,合乎自然性。
   
   既然合法是人达到先天根源的环节。那么,政权、法律就必须首先合乎根源性----首先合法。
   
   2、政权是理性存在物之所必然
   
   因非理性存在物被自然力直接规定,没有“不合法”这个问题。非理性存在物也服从严格的规定,因而不可抗拒地趋向完满,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完满趋向才使人在后天里形成出理性。从理出发,世界才有了联系。联系说的是:在人的本己能力的应用方面不再直接被自然所规定,而是通过自主,间接地接受自然律,这就在自然世界外建立起另一个世界----理性世界。这个理性世界虽相对于自然世界,它却只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是自然性的方式、形态。当然仍属于自然,因而能动的、不间断发展着,变化着的理世界的各种联系,就必须是在自然的恒定的规定性以内的,这些变化着的联系必须能够还原囬自然的世界,并且不得引起自然世界的矛盾。这就需要对理性世界立法。以保证理性世界的能动性不超出自然的允许。所以说是理性(而非人)形成出社会,只是人类是唯一的理性存在物罢了。社会的职能性就是政权,因而说社会、政权也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说----社会、政权是理性之所必然。
   
   必然说的是某种事态作为条件存在了,后继事态不可避免。必然性就是不可避免性。
   
   因而所谓合法性,就是合乎必然性。
   
   政权是理性之所必然,这个判断所直接揭示的只是社会、政权的形成或出现,即政权的存在问题。但社会、政权一旦存在,就派生出另一个问题:它们的必然存在所遵循的是必然律,但实际的社会、政权所遵守的却是选择律。人类中不能没有政权是由客观性决定的,人类中实际政权什么样子却是主观地规定的。政权是人建的,法律是人定的。所以实际的政权、法律并不必然合法。一是因人的认识能力是后天形成,所以它是什从素朴向成熟的过渡,眼光就有直观、间接,近视与宏远,有高低不等的阶段性。当人的智慧还处在较低阶段时,政权不可能有正确的奠基,法律的出处也不可能必然。再一方面由于人是个体独立的,理性当然是个体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就把个人意志注入进政权或立法,人又受自然的支配,往往使政权、法律具有近水楼台的自利倾向,使实际的社会背离人性自然性,这就是政权的不合法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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