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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四大恶囊——孟庆秦
·无腿大侠王在京
·“丹顶鹤”是个伊斯兰
·监狱里的六四
·张霄旭拳打“刁德二”
·姜福祯人称“咣咣镲”
·还是张霄旭
·张杰
4.孙志刚案
·孙志刚案,谁来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
·谁来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广州审判的本质:拿孙志刚们的头来祭孙志刚的灵
·共产党杀人,再拿人民来抵罪!
·孙志刚案是胡、温拨乱反正的人心资源!
5.“宪”的问题
·“宪”的问题,既非“修”,也非“立”,而是个“在”!
·“宪”的问题,既非“修”,也非“立”,而是个“在”!(2)
·“宪”既非“修”也非“立”而是“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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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在《08宪章》和“和解论”的吵闹中,弱到不能再弱的农家孩子在无法忍受官员凌辱时,挺身自卫,环宇震怒!看你再抄“宪章”,再抄“和解”!问题的要害在于“共产”是个封闭概念,而“宪章”、“和解”却都是开放的,向封闭性讲和解,向花岗岩播种=狼与东郭先生“和平共处”!乖乖!共产政权就是绞肉机,它若接受人性还叫绞肉机吗?这些说法就是因闹不清什么是纯粹意义的法和非法,任凭意志信马幻想。邓贵大一伙的犯案及整个官方的立场证明:只要它还叫共产,就决不会对人负责!不对人负责就绝不会从罪恶里囬头,就绝没有和解!因为和解的先决条件是政权对人负责,可它一对人负责,就得玩完!邓玉娇案引发的反应是:官方的一边倒与人民的一边倒。有谁能从这两个一边倒里找到那怕极微弱的共性?连起码的共性都没有,怎么“和解”?怎么“宪章”?所以邓玉娇案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非法。
   
   本节由下列论题组成:

   1、通过对“法”的解析以回答----什么是一般意义“法”?什么是合法?
   2、政权是理性存在物之所必然
   3、公民行为的合法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即政权必须先行合法
   4、什么是合法性政权?即政权的根基来于什么?
   5、“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对什么负责?
   6、中国社会的危机就是因政权不对人,而对主义负责
   
   1、对“法”的解析
   只要分析“说法、看法、写法、吃法、唱法……”,得到的就是“法”的最一般意义。所谓一般,就是“法”只做为纯名不是实际法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还未被实践赋予进性质和内容,它之做为意义还是空的。正因还没有实际内容才可以被实际充实进内容。我们的解析是去掉这些概念的前一半,即去掉“法”的限制成分,再将这些成分做抽象,由这种抽象得到的就是“法”的最一般意义。说、看、写、吃、唱……都是人的行为。无论人能发动多少种行为,都得被“法”所规范,可见“法”是人的能力被推进成为行为所不能缺少的条件,能力不被这个条件所规范,就不能成为行为。由此析离出----
   
   “法”就是行为所依照、遵循、效仿的原则。
   
   这定义有两个要点:一是它的“被依照、被遵循、被效仿”性,这是“法”的功用;二是“原则”这个词所具有的可知识性,“法”必须是知识世界的,不属存在世界,不是客物。缺了这两个要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不能构成为“法”。这便可看清:“法”所对的是能力----理性,能让理性来依照、遵循、效仿的也必须是理性。因而“法”得以“理”为条件才能成立。只有以理为条件,定义“法”是“被依照、被遵循、被效仿的原则”才普遍的有效。这种普遍是理性内的,不对非理性事实有效。
   
   非理性事实并不是什么都不遵守,它们也严格的被规定,只是不是由它们自身,不是能动的而是受动的----凡自然界的事物都遵守自然律,所以才有“法则”这个概念。一切非理性事实所遵守的是不变天律,正因为它不变,且无从抗拒,所以非理性事物的规定性就叫做----“则”,表示为他律;而理性的遵守是能动的选择的,所以就叫做“法”。法和则的共同性是:都属于知识世界,不是客观存在,因而“法”和“则”都是由人用认识发现的,都是事物的规定性。区别是:“则”是他律的,“法”是自律的。
   
   人有双重的性质:既属于客观世界,又有本己的能力。由于本己能力就在客观世界外造成了主观世界。人属于客观世界,就与一切非理性事物一样严格地服从自然律;因人有能动能力从而就成为自律的。因自律而造成了社会、政治。从自律出发就需要立法,守法。
   
   所以“法”对着的是主观世界,根据的却是客观世界。
   
   我们已说,对能动能力的规定才叫做“法”,自然律的规定只能称为“则”。因而“法”是可知的,得通过“知”来遵守。而“则”是没有自觉性的规定性。所以守法的“守”和合法的“合”就是能动能力的应用,而“法”是被能力依照、遵循的。所谓社会,就是由能动能力带来的联系性,这联系既关涉人与人,也关涉人与环境,属于后天,是本原的世界所没有的。因而“法”的有效性范围只指向后天,“则”的有效性范围是先天。正因人做为事实来于先天,而能力却是后天,所以后天能力的使用就有对先天的改变。
   
   人若不形成出能动能力它就与一切非理性事物一样----只服从自然律。而自然的规定就像时间那样无所不在又始终如一,对任何事物都不薄此厚彼,永不出差错,无所谓秩不秩序。人既属于自然,就与一切自然物一样是独立的,又天然趋向完满。因能动能力仍归属于独立性,当然就由个体来应用。当事物的天然完满性转由个体能力来实现时,就上升为自觉的趋福避祸,个体自觉发动的趋福避祸就有动摇自然规定性的可能,为防止对自然规定性的动摇,才需要法律以造成秩序。毫无疑问,法律制造的秩序所捍卫的就是无所不在和始终如一的自然规定性。因而我们的叙述无庸质疑地证明了:
   
   “法”所针对的是人的后天的能动能力,因为只有后天能力才能去“守”,才能去“合”。
   
   而“法”所根据所捍卫的都是人的先天性质,因为人首先并且归根结蒂是自然事实,它的全部事实性都是由自然不由分说地规定的。人用后天的能力所自觉实现的仍是先天自然性。不同的只是人的能动能力为人生带来了可体验的意义、价值----即幸福。所以人的后天能力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于使人能够觉察幸福。不是改变自然的规定性,能觉察幸福这个能力之做为能力虽属后天,但能成就出这种能力仍是因从自然的赋予里领受的天然的质性,归根结蒂人对幸福的体验仍来于自然所赋予的性质。我们的论述就推进到一个更为深藏因而也更高阶段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
   
   答曰:那能去“合”的是人的能力,那被合的j是无所不在的自然性。
   
   我们已肯定:人是自然的事实,是事实就有性质,自然的事实所能有的性质只能由自然所赋予。连我们的后天能力也不是由于我们的努力,首先来于自然对我们的造就所带有性质,而后是这些性质对自然力的服从,所以人的自律能力的本身仍属于自然。因而说----
   
   合法性就是合乎自然性。
   
   能去“合”的是后天能力,被“合”的是先天根源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人类首先并且归根结蒂是自然事实,而后才是理性事实,由于理性才需要合法,为防止理性的应用对先天根源性的动摇,才需要法。可见“法”是理性达到先天根源性的一个外部规,是后天能力达到先天自然性的环节。所以说合法就是合乎根源,合乎自然性。
   
   既然合法是人达到先天根源的环节。那么,政权、法律就必须首先合乎根源性----首先合法。
   
   2、政权是理性存在物之所必然
   
   因非理性存在物被自然力直接规定,没有“不合法”这个问题。非理性存在物也服从严格的规定,因而不可抗拒地趋向完满,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完满趋向才使人在后天里形成出理性。从理出发,世界才有了联系。联系说的是:在人的本己能力的应用方面不再直接被自然所规定,而是通过自主,间接地接受自然律,这就在自然世界外建立起另一个世界----理性世界。这个理性世界虽相对于自然世界,它却只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是自然性的方式、形态。当然仍属于自然,因而能动的、不间断发展着,变化着的理世界的各种联系,就必须是在自然的恒定的规定性以内的,这些变化着的联系必须能够还原囬自然的世界,并且不得引起自然世界的矛盾。这就需要对理性世界立法。以保证理性世界的能动性不超出自然的允许。所以说是理性(而非人)形成出社会,只是人类是唯一的理性存在物罢了。社会的职能性就是政权,因而说社会、政权也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说----社会、政权是理性之所必然。
   
   必然说的是某种事态作为条件存在了,后继事态不可避免。必然性就是不可避免性。
   
   因而所谓合法性,就是合乎必然性。
   
   政权是理性之所必然,这个判断所直接揭示的只是社会、政权的形成或出现,即政权的存在问题。但社会、政权一旦存在,就派生出另一个问题:它们的必然存在所遵循的是必然律,但实际的社会、政权所遵守的却是选择律。人类中不能没有政权是由客观性决定的,人类中实际政权什么样子却是主观地规定的。政权是人建的,法律是人定的。所以实际的政权、法律并不必然合法。一是因人的认识能力是后天形成,所以它是什从素朴向成熟的过渡,眼光就有直观、间接,近视与宏远,有高低不等的阶段性。当人的智慧还处在较低阶段时,政权不可能有正确的奠基,法律的出处也不可能必然。再一方面由于人是个体独立的,理性当然是个体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就把个人意志注入进政权或立法,人又受自然的支配,往往使政权、法律具有近水楼台的自利倾向,使实际的社会背离人性自然性,这就是政权的不合法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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