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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地方治理的重大转折(2009/06)

   中国地方治理的重大转折

    梁京

   6月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虽然不敢对六四事件有任何暗示,但头版政治新闻“中国百万官员‘再锻造’--要害岗位,跨级直训”报道了中国政治体制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那就是中央政府越过省级政府,与县级主要官员进行大规模直接对话,并直接指示和干预县级治理。这个转折始于去年奥运之后,此前的贵州瓮安事件终于让中央当局认识到,自欺欺人的地方治理和基层选举改革再也无法继续,中央如不采取得力措施,地方治理危机的全面爆发将导致整个政权的倾覆。

   事实上,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的危机直接源于六四镇压。基层和地方官员立刻就意识到,中央政权已经失去了约束地方的道德权威,因此,从那时起,基层和地方官员对农民的态度急剧恶化,各种贪腐行爲也日益大胆。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94年朱镕基主持的税改。朱镕基在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央只管要钱,而不管地方政府能否履行最基本的公共职能,甚至不管地方政府能否足额发出工资。这种流氓态度,一方面带来中央财政收入空前高速的增长,同时也逼良爲娼,彻底把地方政府送上了邪路。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创收”,欺压农民,盘剥劳工,摧毁环境,而中央政府则睁一眼闭一眼,只问GDP和税收,不问过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赵紫阳奠定的财政分权和沿海开放战略,爲这条邪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空间,中国经济在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中迅速“崛起”,与此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基层和地方治理危机,2000年,李昌平向朱镕基直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所谓三农危机,正是地方治理危机的必然结果。但是,空前涌现的财富带来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不仅对中国领导人和官员不可抗拒,对国际资本同样不可抗拒。当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与华尔街爲中心的国际资本结盟的时候,两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结成的神圣同盟就成爲失去制动能力的巨轮,直到触发全球金融海啸。

   从江泽民开始,中国领导人心理就非常明白,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正在基层和地方发生,但他们不想知道甚至不敢知道基层和地方的真相。中央给地方官员的信息是,干坏事可以,但不要让我看见,不要让外国人看见。这种掩耳盗铃的治国心态,産生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截访制度:一方面,北京假惺惺地保留接待民衆诉冤的办公室,另一方面又鼓励地方政府使用非法手段拦截赴京诉冤的“访民”,鼓励地方政府对大量访民进行骇人听闻的迫害。

   邓小平、江泽民对中国基层和地方治理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责,不过,七年来,胡锦涛的无能和空话治国,已经让这场危机发展到危险的地步。十七大以后上来的新一代领导人看到,如果他们在胡温离任前不采取行动,等到接班的时候局面就可能难以收拾。

   因此我相信,北京奥运之后中央越过省、地两级,直接干预县级治理的大动作,真正的推动者不是胡温,而是新一代领导人。我猜测,现任中共组织部长李援朝很可能是这一举措的灵魂人物。

   这一重大举动的不寻常之处,不仅在于突破了分大区治理的中共传统,回到皇权直面郡县的帝国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央在直接干预县级治理的同时,要求县官全面报告真情,如实表达想法,不再演互相欺骗的老把戏。

   地方治理的这一重大转折能否亡羊补牢,避免一场全面爆发的治理危机,现在还难以判断,地方治理积弊已深,官员的利益不仅与地方黑势力盘根错节,且与省市和中央强大的既得利益结盟已久。因此,地方治理的这一转折,有可能触发整个官僚资本利益与平民利益的全面冲突,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内外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压力下,中央对地方治理的集权化,爲利用民族主义劫持政治改革提供机会,世界有可能会面对一位毛泽东的模仿者。果真那样,也未必一定是悲剧,更有可能是笑剧,毕竟中国人从苦难的历史已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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