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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八一)

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八一)

    巴山老狼 著

   第十篇: 民主启蒙、民族觉醒、“六、四”天安门大屠杀

   第八十一章 学潮再起胡耀邦倡对话下台 呼唤民主方、王、刘被中共开除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改革进入了第六个年头,随着改革的进行,共产党的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钱财并暴富的丑陋行径引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不满,共产主义专制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人民面前,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再次成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热门话题。

   一九八五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回首四十年,不禁使每一个炎黄子孙心气难平、感慨万千!当年的战败国在一片废墟的焦土上,在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就居住了一亿人的狭窄空间中,在矿产资源极度贫乏、且得向战胜国美国赔偿巨额资金的恶劣生存环境中,竟挤身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人均收入两万多美元。反观中国,一九四五年作为战胜国就已挤身世界四大列强,地大物博的中国其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远远在小日本之上。但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战败国成了世界最强国之一,当年的战胜国成了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仅二百多美元!

   我们西南的邻邦印度,其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国土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还不到,且中部是高原、沙漠,自然资源贫乏,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教派冲突不断。可是自五十年代初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建立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其国民巨大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释放,短短的三十多年就发展成了一具初具规模的现代国家。其人均国民总产值超过中国。

   东南亚各国在二战后埋头致力于发展经济,到八十年代初其经济水平仅次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地,人均收入在三千美元致七、八千美元不等。

   在世界的其它国家,东德远远不如西德,朝鲜远远不如韩国,同为中国人的台湾省,一九五O年时,经济发展水平与大陆相差无几,人均收入同为几十美元,到一九八五年时已达一万多美元!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不是说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吗?那么被共产党吹嘘为“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被“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强大了的日本“饱暖思淫欲”,出现了想重温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苗头:日本首相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开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恶劣先例;日本文部省修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想一笔抹杀二战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日本的军费开支逐年上升,其绝对数额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面对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日本威胁,以中国现有的国力你能抵御得了吗?

   想当年,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小小日本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成了亚洲霸主。而稍晚在中国的百日维新却失败了,失败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成了谁都可以随意凌辱的东亚病夫。痛定思痛,国人终于认识到:是社会制度的落后,造成了今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极度落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有变革旧的政治制度,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只有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才有强盛之时。

   以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和“九、一八”事变五十四周年为契机,在北京和全国各高校爆发一场爱国民主学潮。莘莘学子们走上街头大声呐喊。

   九月十三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贴出了第一张关于“九、一八”的大字报《我们该怎样纪念“九一八”》。文中提出:“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不念旧恶,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但是,对日本政界少数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战争、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却不能再容忍下去。”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有另一位同学在下面加注了一条情绪激烈的批注:“我们北大曾以友好地接待过中曾根和几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举动并未感动这个海盗民族。同学们,不要再沉默了。难道我们北大的学生只敢因晚上关灯这种事而示威游行吗?!!”

   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了全校学生的注意。但校方怕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于当晚将大字报揭下。此行径引起了学生们的强列不满。

   北大学生的情绪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生怕由此引了出又一场大规模学潮。中共北京市委对此向北大的党委提出了四点意见。北大校方于九月十六日以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的名义发出联合公告,力图疏导学生。但校方这一做法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学生们不过贴了几张大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紧张?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你们还要压制,我们偏偏坚决要求去天安门广场。随后又出现大批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已远远超出了纪念“九、一八”的意义,其内容变成了向共产党的专制政权争民主、自由和人权。

   也就在十六日下午,校方遵照中共当局的指示向全校学生作国际形势报告时,遭到学生们的起哄、喝倒彩、吹“嘘”声。更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中途退场。中共当局在北京大学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为制止学生们将在九月十八日到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北大校长丁石孙于十七日下午向北大两千多学生干部、共产党骨干作报告。当晚北大学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学生们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去游行集会。同时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出现了要求学生自发到天安门游行的小字报。

   九月十八日这天,中共当局如临大敌。下午两点左右,几千学生在校南大门集结。准备游行向天安门进发。同时校方组织学生干部组成人墙,并关闭南校门,把学生们完全阻止在了校园内。就在游行学生与阻止学生上街的共产党学生骨干严重对峙的时候,中共当局出动大批公安人员后,终于把一场示威游行扼杀在摇篮中。

   自九月十八日夜开始,一轮新的大字报论战又开始了。中共当局虽在白天成功地阻止了学生的上街,但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对整个共产专制的声讨,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却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由此而产生的校园震动和社会影响更是远比“九、一八”纪念日前学生要求游行示威大得多。

   九月十八日当晚,游行组织者“游行董事会”贴出《有感于“九一八”纪念游行未遂》的大字报,对校方和学生干部阻止游行的行为强列不满。

   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行后又贴出了《弹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院判决书》,控告校长丁石孙、校团委及学生会干部违反宪法,并判决停止他们的政治权利十年、八年、四年。

   九月二十日一份大字报宣称:“民主与专制战于北大,专制胜!但这没有完!专制受奠祭的时刻也该到了!”“我要我民主,我要我民主!堂堂中华民主不可无!我们要大声疾呼,还我民主!还我民主!”“外面虽是秋风落萧萧然而北大的民主春笋象雨后一样何其多,民主的趋势方兴未艾,且以雷霆般的脚步走来……”

   九月二十一日,一份题为《我的话》的大字报,对共产党开国以来的专制进行了强烈的声讨:“在黑暗的、专制的年代,中国人民渴望自由,他们坚信:‘秋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

   象这样内容的大字报每天都有几十份。

   面对学生的民主呼声,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采取了与学生们勾通并疏导的方针。九月二十八日,国家教委、中宣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召开了北大问题座谈会。会后,一大批中共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到北京市各大学与学生们座谈。这既是一种怀柔政策,也表明当时中共高层对学生争民主呼声持开明的态度。

   此后大学校园又重归寂静。

   一九八六年,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层面的改革成果被来自专制政治体制的种种制约、腐败吞嗜殆尽,最广大的民众从改革中甚至没得到任何好处。人民怨声载道。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似乎也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一九八六年五月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尔布鲁克时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六月,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等人汇报经济情况时又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的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对广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共产党内的一些知名学者、科学家也纷纷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其中犹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最为著名。

   方励之是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早在一九八○年方励之就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现在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僵化,用过时的结论得到的失败的结果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都已落后于时代了,应当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励之就在一次演讲中明解提出:“在一个大学的环境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真理是要比外边更加开放,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作为正统思想不能突破。”“大学就不应受某些思想的约束。对任何一种思想我们都可以提出疑问,加以研究和发展。”

   当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出来后,此公更加无所顾忌了。八六年十一月,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中提出:“三权分立我想是可能的,这是民主化必须做到的,民主社会是多元制的,单元的统治必然会造成独裁、专制!”并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到许多高校发表演讲,宣传民主、自由、多党制。这些讲演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八六年底大规模的争民主、自由运动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与方励之先生八六年后在学生中广泛宣传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难怪他成了邓小平通缉的第一号人物。

   王若望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时代,此公于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产专制之苦。对共产专制摧残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体会。在邓小平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此公对此是最为热心。在多次讲演中提出:“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都是把人们依附在户口簿上,工作证上,而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点。”“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党改革以后将是怎样的形势呢?请允许我再开放、宽松一点说,要实行多党政治。”

   刘宾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说《在桥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后来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后活跃在文坛上,数次发表揭露中共官场丑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邓小平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此公受到极大鼓舞,成为全盘西化的积极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像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还拿不出来。”“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出路就在于私有制,在于‘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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