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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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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七四)

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七四)
   
    巴山老狼 著
   
   第九篇 : 华国锋过渡时期的争斗 邓小平复辟之后的改革

   
   第七十四章 邓小平搞改革摸石头过河 四人帮被审判象闹剧一场
   
   邓小平打着“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事求是”的旗号登上了中国皇帝宝座。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邓小平上任之初确实干了几件利国利民,颇得人心的大事。
   
   在农业方面,邓小平把一九六二年时刘少奇搞的包产到户一成不变地在全国全面推广。说到中国农村的改革,不能不提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一九七八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农民们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此时小岗村的农民们聚会,商量如何度过难关。当有社员提出秘密搞包产到户时,全队二十八户人家拍手叫好。但如此一来又与中共的现行政策相违,弄不好就有坐牢和杀头之弥天大罪。面对此艰难局面,农民们立下了血誓,宣称如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获罪入狱,全队社员负责将其子女抚养到十八岁。(搞包产到户都要立下如此誓言,可见毛泽东统治中国时,把中国搞成了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中国农民对毛泽东几十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强烈反抗!就这样小岗村成了毛泽东死后中国农村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地方。万幸的是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对小岗村的农民持同情态度。此后万里、赵紫阳、周惠先后在安徽、四川、内蒙古全力推广包产到户。当邓小平上台后,包产到户成了其农村政策的一大基础。到一九八O年,全国基本上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就连毛泽东在世时树立的一面红旗――大寨大队也搞起了包产到户。这包产到户还真灵,八十年代初,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肉类大幅度增产,不但解决了十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供应充分,鸡鱼鸭肉应有尽有,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逢年过节都吃不上肉,年年穿衣靠发布票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凭心而论中国人民今天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多亏了邓小平在农村的包产到户。
   
   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比毛泽东开明多了。自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把第一批知识青年遣送下乡起,到一九七九年的十年间全国共有近两千万知青下乡。经历了现代文明教育的青年去接受一种原始、愚昧、落后、野蛮的再教育,这简直就是对一代青年的折磨、摧残和迫害。一代青年付出的青春、理想、信念、热血得到的回报却是彻底的绝望甚至人生的毁灭!到一九七八年,数十万毛泽东时代被遣送到云南的知识青年,在经历了十年的地狱般的精神、物质生活的折磨后,终于忍无可忍地自发地进行全省十万知青大罢工,争取回城的权力。随后又派出了知青代表团到北京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要人们请愿。华国锋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当然不会同意改变毛泽东的决策,就连曾任中央农垦总局局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刚当上政治局委员的王震,也对知青代表们大骂一通,说他们回城的愿望是为农垦战士丢了脸而坚决拒绝了。并软硬兼施地逼迫知青赴京请愿团作了检讨后打道回府。知青首次大罢工失败。唯独邓小平委婉地对知青上山下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一九七九年元月,云南勐岗农场知青再度自发组织罢工。此次罢工运动非同小可,知青们选出了自己的罢工领导机构,通过了《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成都知青胡传本任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任副总指挥,昆明知青李忠诚任罢工纠察队长。决心以绝食表示最后的抗议: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在数次通电中央未得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
   
   几千知青进行了空前的大绝食,以死抗议毛泽东强加给一代青年的悲惨命运。
   
   中共当局派出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面对数万知青的以死抗争的悲壮场面,深受感动,扮演了为民请命的角色。元月二十八日,中共当局终于从毛泽东的知青政策上退了下来,决定满足知青们的回城愿望。此后一年时间里,全国千万知青从原始、落后、贫困的农村、边疆相继返回了有着一点现代文明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对外交往、交流、发展经济等方面邓小平也比其前任毛泽东开明了许多。毛泽东一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就关闭了对外交往的大门,坐井观天似地自封世界老大,甚至在中国人民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情况下,还编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在受苦受难,在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的弥天谎言。而从小就留学法国并见多识广的邓小平就不同。他公开承认中国的贫穷与落后,打开国门大力提倡对外的经济技术交往。一九七九年,在中国广东的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实行了更加开放的政策以吸引外资。此后又欢迎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办厂、经商。外资的进入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到一九八五年,对外开放又扩大到沿海的十二个大中城市。后来又扩大到全国各地。
   
   对外经济开放的同时,又内国营企业进行了各种改革试点。先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又搞承包、政企分开等等。但客观地说,由于体制上的因素,产权上的因素,国企负责人任命制等因素,国营企业的改革是非常不成功的。在任的国企领导人在没有任何权力制约的情况下,最关心的是在自己的任期内如何多捞、快捞更多的钞票,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职工们的利益那才不关我的事。你工人们有意见吗?那没关系,上告就是了。我是上级任命的,上级听我的还是听你的?那上级我也早就用钞票买通了,他还会不护着我?现在又取消了毛泽东的“四大”谁也奈我不何。
   
   正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失去了必要的约束,他们才敢有恃无恐地、大张旗鼓地、公开地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企业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逐年下降,最后是亏损、破产、倒闭。但这些亏损破产企业的领导者又没见有谁承担了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而且换个地方又当官的人多多。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邓小平又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毛泽东当年把私营经济视作洪水猛兽,统统消灭。邓小平大力提倡私有经济倒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味道。到其去逝时,中国的私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大成说。
   
   在教育科技发展方面,邓小平也有很大功劳。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和自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反右后遭重创,知识分子被毛泽东划入阶级敌人一类,被称为“臭老九”。“文化大革命”后,教育、科技更是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多数地方,中、小学停课达三年之久。大学更是十年不招一名学生。后来又提出了更加荒唐的从工、农、兵直接选拔大学生。在文革中的一部电影《决裂》中,竟出现了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凭一手老茧就能上大学的世界级的最荒诞事来。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复出就立即恢复从高中直接考大学的制度。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中断了十二年高考后,第一次进行了全国统一的大学中专入学考试。当累积十二年之久的一千多万考生挤上高考的独木桥,有幸参加中断十二年的考试后,相信无论考上的和没有考上的学子对此都会留下终身不可磨灭的记忆,毕竟他们从考场上看到了自己人生、未来的一线美好的希望。虽然最后考上大学的仅有二十万人,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二,但这是我中华民族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一个开端。
   
   二十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当高考录取人数达一百三十多万,考生的录取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时,笔者作为一名参加一九七七的首次高考并落榜的考生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在军队改革方面邓小平也有较大的动作。毛泽东在世时天天高喊“要准备打仗”。其实毛泽东心中最明白不过了:当今世界只要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没有出现好战的大独裁者当政,世界大战就不大可能爆发。制造战争就要爆发的紧张空气完全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复出时就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口号。现在当了皇帝更是大刀阔斧地整顿军队,提出了裁军一百万的目标。同时注重军事科学的研究,注重军队装备水平的提高,注重对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研究。这此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未来的战争,军队人数的多少已经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决定胜负的因素是一个国家军事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军事装备的科技含量,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国力的高低,是指挥员、战斗员综合素质的优劣。邓小平对军队的大力裁员和整顿,也许就是基于对现代战争的认识。当然邓小平对现代战争的观念、理论、与其它军事强国的领导人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无论如何比毛泽东的照搬当年打败蒋介石时的经验相比又强多了。
   
   如果邓小平当政时中国面临一场侵略战争,以中国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实力,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不过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末,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征服已不是单纯的军事征服,不是凭据武力的征服。而是经济、科学、技术、综合国力、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竞争。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自毛泽东当政到邓小平掌权的五十年,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是一个彻头彻尾、实实在在的失败者。而且败得之惨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打开一百多年所末有的。
   
   邓小平倒华的理论纲领是“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当他坐上龙椅后,又把华国锋搞宫廷政变逮捕的江青等人弄来审判,以标榜“法制”。只是一个搞了一辈子专制独裁的人想如西方民主国家那样搞法庭审判但给人的感觉真有点象“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一样不是那么回事,只从表面上去摸仿,没从实质上去领会。象中国这样的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国家,政坛风云变幻,成者王侯败者寇,上台者自我标榜正统,下台者统统斩首示众诛灭九族都不足为奇,一但把失败者弄上法庭倒真是奇怪得很。邓小平是天字第一号法盲,只知权力可以决定一切,那知民主、法制为何物?邓小平被毛泽东整了两次就大呼冤枉,而江青等人被华国锋莫名其妙地逮捕难道就不冤?现在又在“特别法庭”上接受审判更是天大的冤枉!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受审甚至比江青等人还要冤!从所认定的犯罪事实的来看更是荒唐。陈伯达由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建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接管中共报馆《人民日报》,第二天在毛泽东授意下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本是配合当时的“扫四旧”,当然也有麻痹刘少奇的意思。但在特别法庭上又把此事作为陈伯达的一大罪状。陈伯达成了邓小平“文字狱、的受害者。王洪文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的情况一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因说了句“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又成一大罪状。王洪文又被邓小平“以言定罪”。黄、吴、李、邱等人在文革初受迫害,被林彪保下。因是林彪的老部下而受诛连,被毛泽东钦定为“反革命集团”,邓小平又将“莫须有”罪名加在他们几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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