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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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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二十)

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二十)
   
    巴山老狼 著
   
   第三篇: 中华民族第一次大劫难――知识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章 无中生有“章罗同盟”千古奇冤 依样画瓢“右派集团”多如牛毛
   
    自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发表《这是为什么?》后,中国大地掀起了反右狂飚。但人们对右派的认识只是在于这些人发表的某些不受毛泽东、共产党欢迎的言论而已。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公开点出了所谓的“章罗同盟”后,人们对这一“同盟”是否存在普遍是怀疑的。可谓“只闻其声、未识其人;但觉其神、不见其形。”通过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大揭发、大批判,这“章罗同盟”终于是“水落石出”、“神形具备”了。希特勒当年的“谣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确是至理之名言。
   
   毛泽东定下了“章罗同盟”的铁案后,批判的人们就按图索冀,让“右派”们一个个往这个“同盟”中对号入座。这倒颇有点《水浒》中梁山好汉们排座次的味道。
   
   费孝通先生由于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受到严厉批判后,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说:
   
   
   
   在六月八日那天,见到《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觉得太猛了,空气太紧张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只是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把他的发言和陈新桂同意他的话小标题联系了起来,他才明白他给右派分子打了掩护。在这划清思想界限的紧要关头,却发出那种似是而非的言论,那是错误的,对人民是有害的。
   
   立场不稳还表现在对储安平有态度上。在报上看到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荒谬发言时,首先想到的是“坏了,他说错话了。为什么他不多请几个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当时尽管觉得与他看法有区别,但不妨“百家争鸣” 。在这件大事上没有对储安平尽到朋友的责任,也没有及时地在原则上和他的思想划清界线。
   
   费孝通本想通过检讨,使自己免成“右派”分子,谁知这一检讨,非但没为自己开脱罪名,其中关于储安平的几句话反倒成了新的“罪证”,并因此荣升“章罗同盟”的军师之职!
   
   费孝通先生福大命大,虽成了中国著名“大右派”,在当时和以后的文革时期饱经磨难,然大难不死,后福不浅。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为其“平反”,由于他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被邓小平树立为“统战”样板,官至共产党橡皮图章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新桂先生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地位不高。此人后来之所以在右派中名气很大,原因在于此君“不识时务”。
   
   就在《人民日报》六月八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后,中国政治风向大变时,陈先生居然在六月十日晚上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会上两度发言,尖锐批评《人民日报》是“盛锡福帽庄的老板”!
   
   众所周知,盛锡福是中国历史悠久、最享盛誉的帽店。陈先生把《人民日报》比作“帽子公司”!
   
   在批判“章罗同盟”的日子里,陈新桂先是得了一顶“章罗联盟联络员”的“桂冠”。
   
   也许是共产党觉得这“联络员”纱帽太小,不能“人尽其才”,不久那被陈新桂先生称之为“盛锡福帽庄”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于民生的文章《右派理论家陈新桂的嘴脸》,“章罗联盟联络员”摇身一变,成了“右派理论家”。
   
   于民生的文章写道:
   
   
   
   章伯钧接受罗隆基的推荐,曾经准备要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这样赏识他呢?
   
    陈新桂常对人这样说:“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 。可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桂活跃起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曾经说:“‘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
   
    陈新桂不但恶意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对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恶毒进行了诽谤。……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
   
   陈新桂先生虽受尽迫害,所幸的是终于活到了邓小平为其“平反昭雪”的一天。一九八六年叶永烈先生采访他,提到反右运动时不禁老泪纵横,其痛苦之情,令人怆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被打成右派其罪名竟是两篇具有真知灼见的、为共产党所不容的文章,其一是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发表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此文最早提出了中国人口众多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其二是在一九五七年初发表的《社会学在中国还有地位吗?》,此文对共产党取消社会科学表示不满。
   
   六月六日,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吴先生也参与其中,如此一来,吴先生成了“极右派”。毛泽东弄出个“章罗联盟”后,吴先生一夜之间成了“章罗联盟”的谋士。请看《人民日报》发表的许征帆《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一文:
   
   “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
   
   要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控制自己所在的组织,使它变质,成为作战的基地。吴景超已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
   
   章罗联盟建立后,右派分子就开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动,在执行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吴景超的“功绩”同样是不可埋没的,他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参加了进攻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去,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
   
   总之,一连串的“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谋士的“报酬”。
   
   最后,许征帆概括了吴景超“罪恶活动”的三大特点:
   
   其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
   
   其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
   
   其三,深谋远虑。凡是他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或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
   
   吴景超成为“谋士”后,遭到无情挞伐。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甚至称他是“国家放火犯”――因为他到处“煽风点火”!在毛泽东的“文革”发动后不久,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离世……
   
   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由于出席了“六教授会议”而成了“极右派”,并冠之以“掮客”的头衔!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 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一文,报道了许多教授对钱伟长的批判。例如:
   
   张光斗教授认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反动纲领是由曾昭抡和钱伟长等所起草的,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以及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等的意图是要摆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他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使用两面派手法。在高等学校中攻击科学院“一家独占,占而不为”要以高等学校作为研究中心;在科学院那里他又攻击高等学校压制科学研究。两面放火,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
   
   所幸的是由于钱伟长是自然科学家,毛泽东也知搞建设不能没有它们。钱先生终得以从宽处理。
   
   ……
   
   经过共产党的大批判大揭发,毛泽东钦定的“章罗同盟”揪出了八十九名“集团骨干”,这些骨干遍及全国各省、市:
   
   一,北京市:
   
   曾昭抡 费孝通 潘光旦 吴景超 黄药眠 钱端升 叶笃义 范朴斋 张志和 浦熙修(女)陈新桂
   
   二,上海市:
   
   沈志远 陈仁炳 彭文应 孙大雨 赵文壁 孙斯鸣 陆 诒 许 杰 徐铸成 万鸿开 赵 望 韩 鸣 周永德 程应锷 谢仿林 朱立波 典友诚 吴 茵 莫 筠
   
   三,四川省:
   
    潘大逵 赵一明 李 康 舒 军 韩文畦 张松涛
   
   罗西玲 杨志农 张默生 张崇古 吴仲钧
   
   ……
   
   除“章罗联盟”这个最大的“右派”集团外,各民主党派还揭出了多个“右派集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龙云、黄绍闳、陈铭枢、谭惕吾为“右派主帅”的民革右派集团;
   
   中国农工民主党内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右派集团”;
   
   九三学社中以主任委员许德珩为首的“右派集团”;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以副主席章乃器为首的“右派集团”;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以副主席林汉达为首的“右派集团”;
   
   中国致公党中以主席陈其尤为首的“右派集团”;
   
   台湾民主同盟中以主席谢雪红为首的“右派集团”。
   
   所有被扣上“右派”的知名民主人士们,(罗隆基、章乃器除外,)面对无数次围攻、批判、斗争之后纷纷低头认错,自我检讨,“认罪伏法”了。许多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当年没有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威严,(莫非是蒋介石心太软、手不狠、善良可欺?)此时也心悦诚服地向共产党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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