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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在远方(1)

   

   ----记我的同案王天成

   王天成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孩子淘淘活泼健康,聪明可人。天成的妻子美丽贤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天成禀赋过人,与其北大校友熊炎一样,都是湖南双峰县人,可谓89一代中的骄子。

   天成在家中是唯一的男孩,姐姐们非常宠惯他,天成也很给家人和家乡父老争气,18岁从中专毕业就当了老师,而且经过自己努力,以中专学历考取了北大研究生,在研究生阶段,他读书刻苦,思想活跃,打下了扎实的法学功底,也奠定了自己为中国宪政共和实现而拼搏的价值理念。

   天成在一篇访谈录中写道自己当年的历程。“89年8月,我(王天成)通过了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在考虑是否要让我留校任教时,法律系一位著名的红色教授,即宪法学会副会长肖蔚云提出来:“王天成这个人不能留,政治上有问题。”他举出1988年宪法学年会上的事为例证。我导师罗豪才说:“年轻人一时冲动,说了些过激的话,不一定能说明问题。”罗豪才是副校长,官比肖蔚云大,所以,我就留下了。不过,还是肖蔚云眼睛好使,我的确“政治上有问题”。我留校不久,就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1991年初,“中国自由民主党”悄然诞生了,创始人有胡石根、王国齐、刘京生、高玉祥和我等,我是常委兼宣传部长。”

   虽然同为胡石根“中国自由民主党”党派的一员,开始我与天成没见过面,不曾相识,只是本组织被党国破获,很多人被“礼送到”大牢中时,我才发现自己还有这么多不认识的同仁。因为关押的犯人经常调号(调换房间),通过其他与天成在一起关押过的犯人聊天中,对天成略有一些了解,一个河南长着大胡子的抢劫犯,还有一个北京年轻的犯人,都曾绘声绘色的向我描述天成的形象气质,那个河南犯人没什么文化,实在不会用词:“天成的头发很长,眼睛黑黑有神,个头不高,口才非常好,你知道希特勒吗?你的同案长的就像希特勒”。我当时心里怎么也不能接受这种描述。那个北京犯人的描述还好:“你们同案王天成一看就是一个文人,说话斯文,但是也很干练”。一天,天成与其他人出来劳动,当他来到我们窗前擦玻璃时,向我招手,大声喊:“青林你好,我是天成”,我兴奋的向天成挥手问好,因为没戴眼镜,眼睛里只是看到天成的身影在高处的窗户外晃动但心底大有见到亲人的感觉。那些刑事犯非常敬佩我们这些政治犯一点,虽然不认识,就是都有共同的理想,他们说:“你们之间不是物质关系,是同志关系”。

   政法大学一个双学士,名子叫詹玉普,因为给美国之音写信被抓进来,可能管教疏忽了,把他送进我所在的牢房(他们从不把政治犯关在一起),一进牢房,得知他的案情后,我们就坐在一起,虽然短短不过一个小时,管教就把他调走了,短短期间,我给了他缺少的被褥等生活用品和一些书籍,他给了我20元的饭票,两人依依不舍的聊了很多,互相得到莫大的鼓励,他说:“入狱已经3个月,妻子刚刚怀孕,心底很不安,而且没想到监狱里是这样艰苦”我安慰他:“你的案子没事,很快就会出去”。他得知我们是一个集团的案子,感到自己不再孤独,决心与提审斗下去,坚持不认罪。

   其他犯人看到我和天成、詹玉普见面时的情景,都是赞叹不已,他们说有政治理想的人就是不一样,虽然从没见过面,但是为了共同目标,可以互相舍弃。据此,同号的刑事犯们甚至编成一幕话剧,题目就是《同志,我可找到你了》。

   1997年,天成出狱后,我们终于走到一起,原来天成浓眉大眼,个头虽然不高,却非常精神。经过高玉祥提议,天成和我等三人结成结拜兄弟,高玉祥自己工人出身,所以非常仰慕文化人。

   天成虽然一身的学者气质,心底却不乏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他首先是一个善良的人文主义者,不论他是否有意还是无意,走上追求民主政治的道路,甚至为了多党制民主的早日到来不惜坐牢,从个人命运来讲,确有不公和惋惜,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北大学术界里一个佼佼者。他原本给自己的定位是将来做好一个学者,打算潜心理论、思想研究,力争为中国民主化事业做些理论建树。明知道卷入实际的政治活动,风险很高,学术研究就有可能随时中断,但是,最后还是毅然走进中共大牢里进修了5年。

   上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外边朋友的努力,2008年,天成终于获得机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能够潜心研究宪政和共和理论。天成去国前曾召集北京众好友集餐话别,我因为在外地公干未能赴会送上好友一程,心里总是有些缺憾,回想起我们结识十几年以来的一幕幕,忍不住写出这些文字纪念我们共同艰苦前行的岁月。

   天成未出狱时,我在好朋友熊文昭的文化公司工作,熊文昭89年时与江棋生戴着一个手铐走进秦城监狱,后来熊文昭在母亲的努力下,又回到中央民族大学教书,自己与妻子还开了一个文化公司,我出狱后被江棋生老师介绍到熊文昭处工作。熊文昭知道我跟天成是同案后,就经常跟我讲,天成英文和法学底子都很好,希望出来后我能把天成请到熊的公司工作,因为熊与天成在一次场合中曾有一面之缘,就是天成在访谈录中提到的88法律年会事件。“1988年夏,我(王天成)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宪法学年会,跳上主席台发言,放了一炮,批评《中国宪法》是专制主义的,不配被实施,整个会场都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结果,我还没回到学校,告状的电话已经先打到北大法律系了。一回到学校,就被导师、当时的北大副校长罗豪才先生召去“教育”了一番。那次会上有四个人放炮,包括陈小平先生、熊文钊先生,他们89年的时候,因为积极与,都进过监狱。四个人中间我是惟一的学生”。

   天成出狱后,就来到了熊文昭的公司工作,当时经常来公司的还有陈小平先生(也已经去国),洪道德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法大名牌教授),还有浙江的董怀明先生(秦城时与熊文昭在一间牢房里关过)。那时,熊文昭非常希望借大家的才华和努力,建立一个民间自主的中国宪法研究院。

   无奈熊文昭的公司也走了下坡路,大家都是勉强度日。

   天成当时因为长期坐牢,生活、心身等各方面条件不太好,整日为生活所迫,不能潜心搞学问。因为对出版和翻译的兴趣,天成转到吴稼祥的书店(天成给书店起名-翰林阁)任总经理,天成走时,熊文昭依依不舍,除了工资外,额外又给天成几千元生活费,并托我专程把天成送到吴稼祥的公司, 一段时间后,熊又随我一起来到吴稼祥的办公室,专程拜访结识吴稼祥(也是89人士,曾为赵紫阳鼓吹新权威主义),并叮嘱厚待天成这样的人才等。

   天成这些年生活朴素,对学问孜孜以求,其著作《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广为流传,同时他还翻译了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阿克顿《自由的历史》、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硬球》等西方学术名著。与宋先科、尚红科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系列工商类畅销出版书籍。

   天成在国内期间,也默默参与了很多民运工作,尤其是在知识界和传媒界的朋友间,搭起了很多互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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