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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年齡---從東歐變天回望天安門六四

   
   

作者: 阮江 ( Nguyễn Giang )

   
   

   值紀念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之際,讓我們重溫一下發生在東歐的事件,以便看看各個領導人的年齡的因素是如何導致列寧共產主義模式的末日政治發展的作用。
   
   
   首先談談我個人的感受。
   
   
   1989年9月中旬,我抵達波蘭。那時剛逢是知識分子、天主教徒達德茲-馬佐維基 ( Tadeusz Mazowieki ) 上任總理,他是自二次大戰後東歐國家中首位非共產黨人的政府領袖。
   
   可是不久, 他被民主人士認為已是年老的領袖人物了。人們以諧劇《 波蘭動物園 》( Polskie Zoo ) 的動物來諷刺他,形象地把他比作一只慢行的老龜。
   
   幾年後, 我與華沙綜合大學的波蘭同學們一起參與大學生運動, 支持馬佐維基的總統競選, 可是他卻敗於一位比他更年輕、強有力又勇敢的對手力治-瓦勒薩 ( Lech Walesa ) 先生。
   
   我們失望并認識到,知識分子常常在體力和精神上較差勁, 故此很容易輸給那些出身自工農階層、團體或軍隊的、具剛毅性格的政治家。
   
   可是今天重看那段歷史,我認為,作為波蘭總理,與其他當時共產黨參選人比較, 六十二歲的馬佐維基先生仍然是年青的。 兩位共產黨參選人是六十六歲的沃茨益-牙魯肅斯基 ( Wojciech Jaruzelski ) 和六十四歲的克澤斯勞-基斯扎克 ( Czeslaw Kiszczak )。
   
   
   以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的年齡作分析, 我們嘗試觀看共產制度崩潰時他們所作出的決定。
   
   

年青歲數的因素

   
   
   在波蘭, 若我們視馬佐維基為特殊的例子,那麼在革命勝利之時,團結工會中各位主要人物的年齡仍然是很年青的。
   
   1989年, 工人領袖力治-瓦勒薩先生是四十六歲, 知識界領袖阿譚-米尼克 ( Adam Michnik ) 才四十三歲, 因此并不驚訝他們可以擊敗共產黨陣營中的對手 :各位老邁的競選者。
   
   然而,那年在共產黨陣營中還有不少正冒昇的新星,例如三十五歲的阿歷山大-坤斯扭斯基 ( Aleksander Kwasniewske ) 和三十九歲的沃茲米爾-茨莫塞維茲 ( Wlodzimierz Cimosewicz )。他們在黨內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們有資格和能力接替,維持共產黨理論中具有價值的東西并可以將共產黨轉變為左傾的社會黨。
   
   在波蘭民主鬥爭的雙方陣營中, 年青的一代都可以有共同的聲音, 他們沒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 因此可以和平地轉型。
   
   
   
   在捷克的 情況也類似,但在諸多方面上卻沒有波蘭民主革命的內容那麼豐富。
   
   天鵝絨革命爆發之時, 國家領導人顧斯達-胡薩克 ( Gustav Husak ) 已是年為七十六歲高齡。
   
   胡薩克於1975年掌權, 確是東歐的 “ 一條恐龍 ” 了, 由此1989年12月,他被局勢拋棄。
   
   捷克民主運動中的各位領袖如瓦拉瓦-哈維爾 ( Vaclav Havel, 生於1936年 ) 和瓦拉瓦-科露斯 ( Vaclav Klaus, 生於1941年 ) 也到了成熟的政治年齡,并參與革命。
   
   
   
   在東德, 生於1912年的艾利-何乃克 ( Erich Honecker ) 已算是很年邁的了( 七十七歲 ) , 他亦難於掌握形勢發展的動脈。
   
   後來我來到了東德,所聽到的故事是: 五十八歲的蘇聯領袖米愷-哥爾巴卓夫 ( Michail gorbachev ) 在柏林觀閱游行時, 年青人不斷對他歡呼:“哥比,哥比 ” ( Gorby 是昵稱 ) ,他們完全忽視了在觀禮臺上與哥爾巴卓夫站在一起的年老又身材細小的何乃克。
   
   在犯下萊比錫 ( Leipzig ) 事件之錯後, 因為民眾罷工,斯塔錫 ( Stasi ) 的公安人員也要親自駕駛公車、電車和火車等,把人們運轉到匈牙利,再越境抵達奧地利。因此, 德國統一工人黨政治局投票通過把何乃克逐出權力機構。
   
   可是,後繼的掌權者雖年紀較小如六十歲的冠特-斯沙波維斯基 ( Gunter Schabovski ) 或五十二歲的依剛-克仁治 ( Egon Krenz ), 他們仍然因缺少才能而犯錯,最終也被逐出權力圈。
   
   宣傳部長斯沙波維斯基曾對公眾打花招,為爭取民心,他在電視上宣稱,東柏林人可以自由進入西柏林。
   
   可他萬萬料想不到,成千上萬的人群馬上涌去布丁堡 ( Brandenburg ) 門。 驚人的現象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邊防軍既沒授令向民眾掃射, 還打開關卡讓人們越過邊界; 此時人們不斷涌到;爬越過柏林墻,或砸破它,從各處同時奔向西柏林。
   
   象征東、西德分裂的柏林墻就此倒下,開啟了東歐大陸上後來新發展的種種事件。
   
   

阻擋不了的洪流

   
   
   在保加利亞, 變天時國家領袖多度爾-智瓦科維 ( Todor Zhivkov, 生於1911年 ) 已是接近八十歲的老人了。
   
   智瓦科維自1944年起任職於首都索菲亞 ( Sofia ) 的公安部門。 他有一定的才能,才可以步上青雲至掌握國家權力的地位, 因為克里姆林宮各次權力的變換都會對東歐國家的領導層產生不少的影響。
   
   智瓦科維曾經極力追隨史太林, 然後轉向擁護東西方和緩時期的赫鲁晓夫, 在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一陣春風吹過後, 他又緊跟勃列日涅夫, 而當蘇聯新改革政策拋出時,智瓦科維曾幾番努力作最後一次扭轉,意想跟隨新的形勢。
   
    智瓦科維曾拋出作輕微市場改革的政策,可是他仍然遇到重大的困難,因為他那個狹窄的民族主義精神。
   
   1989年初發生了保加利亞土耳其少數族裔的衝突事件, 使到十二人死亡和三十萬以上的人逃奔外國。最終事件引致保共中央把智瓦科維同志逐出政治局。
   
   
   最慘重的悲劇是,掌權已有三十年、已是七十一歲的尼古拉-齊奧西斯古 ( Nicolai Ceaucesku ),像 “ 卡帕茲 ” ( Karpacz ) 山峰的太陽西墮而下。
   
   12月17日, 提米索爾 ( Timisoare ) 的工人示威遭到警察使用武力鎮壓, 隨後民眾萬分怒然, 可是齊奧西斯古仍然不畏懼那些“反革命分子”, 仍然相信自己的權力, 在同月21日於首都布加斯特 ( Bucarest ) 照例舉行慶祝集合。
   
   透過電視直播,齊奧西斯古高聲要教訓那些“壞分子”,可是人群齊發出陣陣的噓聲, 那時只有站在他傍邊的妻子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 人潮隨之蜂擁般地涌向觀禮臺,齊奧西斯古夫婦兩人便狼狽奪路逃命。
   
   在軍隊和警察的支持下, 民眾毅然奮起,追捕了上萬的“國家安全”特務人員, 又槍斃了一些政府人員,最終憤怒的人們轉向獨裁者夫婦兩人。
   
   後來很快便發生了至今人們仍然爭議的問題的事件: 新建立的政權授令軍隊某一小傘隊迅速處決了尼古拉-齊奧西斯古和艾蓮娜-齊奧西斯古 ( Elena-Ceaucesku) 夫婦。
   
   

年邁領導者的遺產

   
   
   羅馬尼亞事件與在中國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有著較密切的關係。
   
   各種資料顯示,齊奧西斯古先生曾緊密注視在中國天安門所發生的事情并由此他得到結論:若果發生不穩定的事,將使用槍彈鎮壓。
   
   
   至今從曾經公佈的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 1919-2005 )所記錄的資料裡, 我們看到了鄧小平在那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
   
   
   重要的是, 鄧小平本人對形勢的判斷決定了天安門事件的發展。那時年屆八十五歲的鄧似乎不愿慎重地考慮學生走上北京街頭的事情,反而只把它肯定地認為是 “ 反革命 ” 的因素。
   
   鄧小平曾是軍事領導人,參加過抗日、萬里長征和國共內戰, 他選擇了他最熟悉的處理方法:暴力行動。
   
   
   作為一個越南人, 我可以清楚認識到, 當中越關係惡化時,在1979年鄧小平對外使用槍彈和坦克那種邏輯思維。
   
   鄧小平殘暴的決定使中國保持目前的穩定, 可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仍然是遙遙無期之遠。
   
   鄧小平為其繼承人留下的錦囊中要警告在共產制度裡將出現資產階級,至今已是事實。與東歐相比, 中國在經濟上可有高速度的增長,但存在諸多不穩定的潛在性。
   
   
   年青、 新制度的生活經驗和只為追求個人理想是新一代東歐政治領導人所具有的重要因素,故此他們創造了1989年秋季民主革命。民主鬥爭的領導人物的年青能力把那些鈍化了的思維的年邁領導人推開; 正如瓦拉瓦-哈維爾所說的:“ 道德的害處是常常人們說一套,而做又另一套。”
   
   過去了的事不可再來,但我們也可想象一下:若掌握決定權的人是趙紫陽的話, 那不只是中國,整個世界的改變又是如何的呢 ?
   
   然而那也只是假設的問題。 中國的悲劇,包括越南在內的亞洲國家, 至今也正是如此:在該時期的那些年老的領導人仍然生活於中世紀里和保持中世紀的思維不變。
   
   今天的世界比1989年的情況更為復雜了, 但是對於那些政治領導人仍然保持那種規則, 或雖然他們還存有年青的肉體和精神的人,可以為他本人和社會作某些事情, 或他們很自然地被時代淘汰。
   
   
   
   

嶺南遺民譯

   
   2009/6/3日

此文于2009年06月0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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