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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
   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的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竞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后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后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后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或者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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