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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领袖:陈独秀和胡适之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选载
   
   一场新文化运动,人物精彩纷呈,然真正具有领袖素质并且成为领袖人物的,惟陈独秀、胡适之而已。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有如思想解放宣言;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一场语言革命。这两位挚友,既是《新青年》的中流砥柱,又是北大人文传统的奠基者,彼此共同开拓了华夏民族的现代汉语文化,联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
   
   陈独秀和胡适之虽为安徽同乡,但彼此个性迥异,学历有别,出身不同,观点也时常相左;彼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并且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终身挚友。究其原因,有胡适之致陈独秀的信为证: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敌了。”
   
   年长胡适之十二岁的陈独秀,一生数度入狱,最早是作为反袁义士,然后作为激进的文化领袖,接着又因为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最后成为共产党的首席被告。胡适虽然不认同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不认同共产革命,但于挚友危难之际,照样能够抛却前嫌,竭尽全力施援相救。他们在政治上曾经分道扬镳,一个创立了共产党,一个成为国民政府的议员,出任过驻美大使,还差点参与总统竞选;他们的人生结局截然不同:陈独秀晚年默默无闻,在巴蜀小镇了却余生;胡适之即便随国民党去台湾落脚,也依然声名显赫;但彼此最终却殊途同归,骨子里全都是不为党派立场所囿的自由思想者。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说: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创建了共产党的陈独秀,结果成为共产革命、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批判者。胡适也没少批评过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及其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他们的思想历程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坎坷曲折,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是专制的天敌。他们卷入国共两党竞相比赛暴虐比赛专制的历史,虽非偶然,但并不为两党的政治沉浮所左右。他们最不愧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处在于:没有让他们当年高举起的科学民主那两面大旗,最后在污浊不堪的国共两党政治角逐中颓然倒下。正是由于如此的独立不羁,陈独秀的名字,被他所创建的*****从历史教科书上,像做外科手术一般地摘除得干干净净。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义无反顾地跟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雷震,站到一起。他们的思想无疑超然于党派党争之上,致使共产党对陈独秀讳莫如深,国民党难以直面胡适之。而陈独秀和胡适之卓然不群的精彩之处也就在于:在一部被国共两党竞相流氓化的历史上,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先后回归于我行我素的书生本色。
   
   2001年,当局在北京城内紧挨旧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4.5X8.2米、重达4吨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头像,其中,当年不过一介湖南师范生的青年毛泽东,竟然堂而皇之地位居雕塑中心。而这座浮雕极其显眼地缺失的,恰好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专制当局如此罔顾历史事实,如此弄虚作假,恰好证明了为什么惟有陈独秀和胡适之,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为新文化的拓荒者,相比之下,陈独秀敏锐于思想,胡适之擅长于学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写得文质彬彬,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把白话文之于文言文的改良一下子变成了一场大气磅礴的革命,一场激动人心的运动。当然,陈独秀的这种思想家品质并非在《文学革命论》里初露锋芒,早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就已经赫然彰显。倘若说,1899年编辑《安徽俗话报》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1915年的创办《新青年》,陈独秀已然是一位相当成熟的思想领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精神时代,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即便时隔将近一个世纪,《敬告青年》之于依然挣扎在专制底下的中国民众,照样有如电闪雷鸣。此文所及的六大人文理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还没能成为现实。自由依然缺如,专制当局数十年如一日的奴化教育,致使国民的奴性依然如故;许多普世价值依然被专制当局拒之门外,与此相反,民族的虚荣心倒是很容易被专制当局煽动起来,一会儿奥运,一会儿崛起;哪怕是飞船载人,也会变成全民的狂欢时刻;所谓科学,始终裹足于技术上如何追求先进,并没有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也许正是《敬告青年》这样的警世之言,可以原封不动地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历史门槛上,才导致了专制当局的不敢提及陈独秀。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的专制,还是共产党的专制,全都无法直面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倘若再留意一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及其《新青年》创刊号,乃是在北洋政府的民国时代问世的;那么,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也就于此可见一斑。王国维的预言和自杀,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解。
   
   历史的进步和倒退,一个首要的衡量指标,便是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民初时代,不管社会如何动荡,不管外患如何深重,整个人文空间却生气勃勃。历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先秦年代。动荡是因为有生机,而所谓的外患,又含有历史的选择和机遇。西方各国到中国谋利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视野。民初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成吉思汗或者努尔哈赤那样的蛮族入侵,而是与西方文明世界利弊相间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此刻的中国,于未来有着诸多的历史选择;其中最坏的选择,就是追随苏俄革命。引进苏俄革命,孙中山固然是首恶,但陈独秀也难辞其咎。
   
   《新青年》前期的陈独秀,乃是一个与胡适之并肩而立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大都是介绍欧洲的思想文化,并且聚焦于自由理念、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相比胡适之的推崇英美民主政体,陈独秀更加倾心于法国革命。在德国哲学家当中,陈独秀醉心于尼采。陈独秀的自由主义立场虽然激进,但并不极端,致使在论及十月革命时,会作出极富正义感的批评:“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这与他后来写的《贫民的哭声》、《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其人文立场截然相反。
   
   陈独秀的转向,原因诸多。除了自身的激进品性,尚有李大钊的影响,十月革命被浪漫化产生的诱惑,社会思潮趋于左倾的时尚,诸如此类。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则是被汤尔和沈尹默以攻讦个人隐私的阴招逼离北大而导致的心理创伤。以陈独秀的阳刚和豪气,官府迫害、身陷囹圄之类的祸患,全都刀枪不入,毫发无损。唯独私德遭受攻击,是其软肋。受到如此重创的陈独秀,把一腔无名怒火,全部发泄在越来越左倾的文章里。当初相当保留的十月革命,在他此后的文章中转变成无比憧憬。同时,五四学生运动,又使他找到机会向官府发泄怒火。不仅写文章指名道姓喝斥卖国贼,而且还像一个热血青年似地亲自上街散发传单,根本不顾自己的教授身份和文科学长之尊。可能正是亲眼目睹了陈独秀的如此失态,胡适之悲伤之余,对汤尔和沈尹默的作为,一再表示难以释怀。
   
   陈独秀的这一转折,使他与胡适之渐行渐远,转而成为李大钊的亲密战友。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对十月革命的欢呼,变成了陈独秀的心声。差不多在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同时,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刊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有意识地把新文化运动导向共产主义。《新青年》另一位激进人物鲁迅,则以赞美苏俄的文章加以呼应,将十月革命说成是“新世纪的曙光”。《新青年》同仁原先的自由思想,由此遭遇了十月革命的狂风暴雨。胡适之可能从中闻出了革命的血腥味,后来连续写了好几篇委婉以对的文章,极力倡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阳刚气十足的陈独秀,虽然在文化上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敏锐,但在政治上就像其处世一样,极其天真。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怪圈里,阳刚与天真同义,阴柔乃深刻的别名。同样是激进,陈独秀如同阳光一般炽烈,鲁迅则以阴柔见长。非常有趣的是,他们全都有着留日的学历背景,不是直接从欧美,而是从日本间接地接触欧美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倘若参照一下陈独秀介绍欧洲文化的系列文章,和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之类,可以发现,他们对欧洲人文世界的认知,相当的浮光掠影。比如德国哲学,彼此全都仅止于尼采。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尼采式的诗化哲学,远比思辨性极强的德国古典哲学容易阅读和理解。从尼采哲学中读出个性解放,与从马克思主义中理解社会解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在当时,想要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浅薄,非得具备相当于康德哲学那样的功力不可。尤其借助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可以洞见马克思自以为是的唯物论哲学及其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美学上是如何的粗陋。陈独秀也罢,鲁迅也罢,当然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思辨能力和思想根底。即便一百年之后的中国文化人,也没有抵达从康德哲学的高度,蔑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一百年之后的西方哲学,已经有了叩问存在的海德格尔,有了质疑逻辑乃至蔑视哲学的维特根斯坦,致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转手的哲学和主义更显苍白。
   
   留日的陈独秀和鲁迅之于西方的人文世界如同隔雾看花,同样留日的李大钊,更是肤浅得始终停留在爱国愤青的革命热情里;并且还带有通常为河北人氏特有的不以智力为意、而以忠厚见长的人文色彩。李大钊的担任北大图书馆长,与二十世纪下半叶阿根廷那位担任图书馆长的博尔赫斯,正好构成两个相反的极端。博尔赫斯馆长完全迷失于书本里的交叉小径花园,李大钊馆长却志在书本之外,有如少女恋上白马王子一般地迷上苏俄革命,根本不把凝聚在书本里的普世知识和人类智慧当回事。胡适之对于陈独秀的迷失还感到痛心疾首,对于李大钊的左倾只能冷眼相看:道不同不相与谋。胡适之为此作出最为激烈的表示,不再为李大钊的《每周评论》写稿。胡适之唯独对陈独秀的转向始终难以释怀,及至晚年,还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科学和民主),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胡适对此不无痛心地说: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胡适最后引用其美国老师杜威的名言说: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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