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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七)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172】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3】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 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174】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175】、胡绩伟【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178】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179】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180】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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