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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六)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败非常严重,执法部门很腐败。七十年代搞了一个廉政公署,有个电视片叫《廉政风暴》。这以后腐败的情况就好多了。这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后来文官、警察素质提高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情况就变了,现在的香港警察同过去大不相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钱权交易。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况就好了。东盟国家就有类似情况。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应该搞得好些。现在搞市场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净,但无论如何不能使腐败泛滥。这个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试析大陆的腐败》。这篇文章倒是对大陆的腐败作了一些系统的研究。我专门把它转给鲍彤,并写了几句话,说这是一篇专门研究腐败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组织一个小组专门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对策,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要系统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用老的办法是不行的。如果为了防止腐败放弃改革开放,因噎废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办法,用杀几个人来解决问题,也不行。

   
   这种腐败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方面过去旧体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譬如权钱交易,现在经济搞活了,有了商品经济,有了市场,许多企业、单位要参与市场竞争,但权力却仍然垄断在政府部门手里。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转轨,还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能得到掌权机关的照顾,就能以不平等的条件与别人竞争而获取暴利。又譬如通过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资变为计划外物资,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资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在上述情况下,官商勾结,金钱权利交易,使一些部门、单位以不平等竞争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贿赂。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能下放、应下放的权力尽量下放,进一步解决权力垄断和权力集中问题。这样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土壤就减少了。这类的问题根本上要从改革中解决。
   
   还有制度化问题。商品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税务所、公安派出所、银行营业所等等,各种各样的基层执法单位,如果办事规则公开,办事结果公布,提高办事透明度,使人民知道,那么徇私舞弊的现象就会减少。譬如说黑龙江有个地方,那里银行的农业贷款每年公布,贷给谁,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得到人民的监督,让人民参与。办事愈不公开,愈容易作弊。反腐败应该在制度方面建设。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在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兴趣。还有河北的一个县,也很受人民拥护。
   
   反腐败从根本上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贪污盛行。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方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多元化,广大人民的参与,实行舆论监督,情况会逐步得到改变。像东盟一些国家情况就是这样,台湾地区也类似。随着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相应改革,政治建设要跟上去,主要是解决透明度和人民监督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必须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证的,法律规范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执法不能独立,各种干扰不能排除,那也很难办。这里有个法制建设的问题,有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党政不能随便干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书记处会议上我都提到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对反腐败问题的考虑。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视,二是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在1988年3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对反腐败有过详细论述。“六四”以后李鹏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讲改革开放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说我对腐败采取放任态度。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事实是1988年反腐败在我脑子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6月政治局会议,我都讲了反腐败问题。在这期间我还开过多次座谈会,专门听取基层的经验。我是在积极探索反腐败的问题,想找到一条真正解决腐败问题的道路。我说过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往往发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比他们做得好。李鹏他们断章取义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真是毫无道理。
   
   现在看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对这个问题做科学的分析,弄清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它,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和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是连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设、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开的。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7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帮”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内最忠实地贯彻毛泽东政治主张的势力。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泽东亲自委以重任。毛泽东死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通过中央警卫部队逮捕了“四人帮”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跋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为毛泽东开脱了亲手发动以至始终领导文革的责任,使“四人帮”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邓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国民收入要实现翻两番,就是要增加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受到毛泽东赏识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批判“右倾保守”,主张“生产战贱上”“大的跃进”。把“大跃进”作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迫使各行业纷纷制定不现实的增长指标,普遍虚报各种产量特别是根食产量,直接导致把农民的口粮作为“余粮”的大规模的掠夺式的“征购”。1959-1961三年饿死的人数(主要是农民)历来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一般估计,当在3000万-4000万人之间。“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走向大灾难的里程碑。
   
   【115】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毛泽东,而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毛泽东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116】周恩来(1989-1976):江苏淮安人。是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文革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文革后尽力紧跟毛泽东,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
   
   【117】正式的名称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3月。1980年撤销后,由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取代。
   
   【118】指赵紫阳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记,尚未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实际领导经济工作的机构。赵紫阳任组长,成员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赵紫阳(组长)、李鹏、姚依林、田纪云、张劲夫、杜润生、安志文,秘书长张劲夫,顾问吕东、杜星垣、李东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121】“马鞍形”,本义指下降以后又上升。但在中国当代政治词汇中,“马鞍形”是个贬义词,意即经济建设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958年,毛泽东用“马鞍形”一词来打击坚持计划指标文须切合实际的周恩来和陈云。
   
   【122】 “剪刀差”主要是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中从农村转移财富用以秋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国,政府从农村以统购统销的价格(低价)购入农产品,然后将工业产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高价)销到农村,其结果,就是制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对农村歧视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之一。
   
   【123】“统购”和“派购”都是国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指针。“统购”是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这三种最重要的农产品而言;“派购”是对生褚、烤姻、黄麻等次重要的产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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