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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二)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现在谈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陈云一边的,甚至比陈云更偏执、更顽固。我觉得他和陈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云主要是观点、认识不同,而李先念还夹杂着一些个人得失的考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还有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帮”【112】以后那两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经济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进许多大的项目,即被称之为“洋跃进”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后搞改革开放,李先念似乎觉得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不满情绪:“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等等。当然,从观点上说,他接近陈云,他所以那样固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情绪,后来一直对改革开放不满,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经常对改革开放发牢骚。
   
   支持陈云观点的还有姚依林,他后来接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国务院是主持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对邓过于强调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赞成过于强调速度,当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经济搞得顺,速度加快了,那当然是件好事,不会有人反对。但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而我们旧的经济体制也很容易搞成这样。虽然我提出的指标低了些,强调经济效益,邓也知道我的这一看法,双方没有形成明显的分歧,彼此能够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与耀邦基本主张相同,都有热情,但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问题上,耀邦比邓更厉害。邓只是一种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却到处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为我主持全面经济工作,所以有时我们两人的分歧比较明显。
   
   对陈云同志,我调中央工作的头几年对他很尊重。我觉得在老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对经济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很成功,当然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1957年以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赞成毛主席大跃进【114】那一套搞法。当时全党头脑都发热,他老人家坚持自己的观点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党都是一个调子,要计划占领全部阵地。还有 1962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价糖果,从国外进口黄豆救治国内水肿病等等,很快使形势好转。当然那时还有少奇【115】同志、周总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陈云首先提出进口一些粮食以保国内的经济作物。因为那时国内经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许多东西都要进口,粮、油、棉都要进口。总之,他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到北京后,对他不赞成片面强调速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时,他对我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他也表示支持。因此,开始几年双方处得不错。而且我还可以在邓、陈之间起一点沟通和中和作用。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我听听邓的意见,又听听陈云的意见,然后提出我的见解,这些见解当然主要是根据邓的,但也照顾到陈云的一些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时,陈云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动。在五十、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内算是很开明的,但是现在还是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那一套,因此他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形势,越来越不合拍了。于是我们之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第二个问题,1981年全国进一步经济调整问题。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117】,小平同志力主陈云主持,那时我尚未来北京【118】,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9】。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李先念、余秋里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这次调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们很不以为然,比较反对。后来把余秋里调离计委,由姚依林接替,与此有关。
   
   在 1979和1980两年调整后,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本来在1980年5、6月间,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也就说,1980到1985年期间,每年递增5%-6%;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计委具体研究1981年年度计划的时候,发现1979、1980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1981年仍将有很高的赤字。同时,这两年物价已在上涨,群众反映不少。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他提得很尖锐,说宁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财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李先念甚至提出不仅要财政平衡,而且要有节余。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按他们的意见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进一步调整,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和大中型建设目,降低发展速度。计委根据这个精神拟订调整后的经济计划,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经过小平、陈云、李先念同意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作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市场也比较繁荣,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群众生活有了提高,形势很不错,各地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因为有些项目已经与国外签订合同,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如果压缩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形势不妙,但也有赞扬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李先念提出的,邓小平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设备被封存起来,他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他在会议上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据我看邓小平仍然把陈云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他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看得比较深,比他要高明,几十年来已证明了。邓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他不以为然,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耀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据我观察,他是不大赞成的,但也不便于反对。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1982 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121】。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刚到中央不久,对全国经济情况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所以虽然他的意见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从结果来看,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阶段。多年来,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城市建设、农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帐。要把经济大体理顺,就必须还账,必须“补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的活力,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就不能不对多年来存在严重的“剪刀差”【122】问题加以调整、解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来的。当时我还在四川,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我也参与了意见。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第二,那时虽然还不能取消,但要减少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123】的数量,尤其是重点产粮区、商品粮区,多年来派购征购压得很重,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实行计划外加价收购的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两条非常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业的复苏,从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 1984年,连续几年农业丰收,农村欣欣向荣,首要的当然是解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124】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25】,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多年来,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改变了,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但是我要说,农村那几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简直像是变魔术似的,谁也没有想到。多年来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几年时间就转过来了,过去粮食那么紧张,到了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国家收购的粮食,压在仓库里很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除包产到户,另外两条关系极大:一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感到减少了“剪刀差”,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另一条就是减少了统购、派购的数量,不从农民嘴里夺粮。过去多少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每年粮食一收下来,就交公粮、余粮【126】,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陈云同志原来说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实际上进口粮食解决了城市粮食供应,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那时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我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粮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图。这样三条一配套,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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