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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七)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没有开过会议。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消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小平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70】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我现在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不知将来党史如何记载这件事?
   
   6 月23到24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当时王忍之【71】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陈希同、李铁映【72】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会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打倒邓小平的预谋者,并且完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污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复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我想大致不会坐牢,因为我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象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他们总不能完全搞秘密审判。所以我考虑,下台是肯定的,最多开除党籍,坐牢不至于。在我们这种政治体制下,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开除出党,象我这样留在党内也不会真正有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开除出党也并不影响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在这里要说一下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73】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74】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4.25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75】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 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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