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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六)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斓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北京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
   
   我拒绝出席5月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这个行动大大地激怒了邓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58】、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当然没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59】。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61】,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6月2日,王任重【62】、丁关根【63】来我家,说因我要求见杨尚昆谈话,中央决定委托他们来和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最近要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我的问题,要我好好考虑做个检讨。我首先向他们解释了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接着我提出不知现在中央机构是怎样运作的?五个常委,除我之外,另一个也靠边站了,现在开会是哪些人参加?王任重说,常委没有改选,最近也没有开常委会。我说我三天病假以后,不让我参加工作,可以理解,让我靠边站也没意见,就是将来不要说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杨尚昆也是要谈这个问题。关于准备写检查问题,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到处批我,不和我核对事实,批判材料根本不与我见面就到处发。在这种情况下,检讨怎么写?如果将来我还有讲话的机会,我认识到的问题会做自我批评的。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有两个多小时。我讲的比较多,讲了对4·26社论的看法,5月3日对青年代表的讲话,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严大会的有关情况及看法。最后我强烈地提出他们拘禁鲍彤的事。鲍彤是5月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64】,一去就没有回来。并同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我当时就叫秘书给宋平打电话表示反对。这次我对王任重、丁关根说,如果认为鲍彤有什么问题,组织上可以审查,但应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处理,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现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过去搞运动的办法了,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这次谈话,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不好。
   
   6 月17日王任重和丁关根又到我家,说6月19日中央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我的问题,要我虚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话刺耳,也要保持冷静。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过多地辩解。我当时答复说,既然是解决我的问题,总要给我讲话的机会。丁关根还要我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有一个好的态度。王任重还向我透露,内定还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和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并说我上次对隔离审查鲍彤的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了,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65】等等。看来他们这次来的目的,一是通知我开会,二是劝我会上不申辩或少申辩。
   
   从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关根到我家,告诉我开会解决我的问题,并说邓对他们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要他们好好准备文件,文件准备好就开会。这简直是很大的讽刺!其实,我早已被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地非法软禁起来了,非法隔离起来了,早已非法剥夺了我的总书记职务,还说要合乎手续。这说明他们心虚,怕外界议论。他们本来准备早些开会,也因“六四”推迟了。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6月19日至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66】的严重错误,建议撤消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钟。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我当即离开会场。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消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彻消我的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彻消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但我发言时邓小平、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
   
   对于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67】也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由于我进行了申辩,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反《党章》和党的规定的。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68】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后来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小平、聂帅【69】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彻消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作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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