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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五)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接着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49】,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5月13日下午组织了二十多个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发生。

   
   学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彻离。当时学生带有很大自发性。虽然现场成立了指挥部,但没有哪一个头头能做出冷静的决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么权威性。现场指挥部频频更换领导人,谁的声音大、鼓动性强,就按谁的办。我们曾向学生领袖做工作,发动校领导、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没有什么作用。
   
   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其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50】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51】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52】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在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我,要求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邓器重的像李一氓【53】这样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我虽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是在邓家里5月17日开了决定戒严的常委会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在 5月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5月 19日拂晓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我当时对学生除表示慰问外,即席讲了一些话【54】,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了。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我对学生的这篇讲话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从 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而他的讲话稿竟然写着,“5月4日以后学潮严重升级”。后来可能他们感到这个说法指我5月4日讲话太明显了,报纸发表时改为“五月初以后学潮升级”。这就公开指责学潮是我的《“五四”讲话》造成的。李鹏还向国务院各国务委员传达说我犯了错误。当晚召开宣布戒严大会之前还开了个小会,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时决定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17 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李鹏当时摸到这个底了,所以到医院去,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说人事变动会被动。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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