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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四)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 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41】,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42】、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觉到在邓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杨对学潮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5 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学潮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还说,这么大的学潮,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这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43】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 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这就是我从朝鲜回来到5月初这一段,我经过了解情况,感到4·26社论不得人心,不适当改变一下,学潮很难缓和下去,同时在没法见邓的情况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实际上在慢慢改变。
   
   当时这样一个方针,这种做法虽然各方面情况在缓和,大部分学生复了课,但是他们要看下文,《“五四”讲话》如何兑现。当时我想乘缓和时积极采取对话,各方面对话,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把学生中合理的意见吸收过来,对话、疏导、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几个人和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44】,采取这一方针积极转弯子,而李鹏等人却极力阻挠、拖延,甚至破坏。所以《“五四”讲话》中对话、疏导的方针都无法贯彻。学生当时虽然复课,但对《“五四”讲话》的方针半信半疑,要看我们的行动。
   
   我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建议人大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行为的举报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采用世界多数国家通用的做法,通过具体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还提出,专门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5月13日,我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家里谈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问题,也向他谈了学潮的近况,并谈了我的主张。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他当时原则上表示赞成我的想法,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讲了。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高干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45】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正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在我访问朝鲜期间,还发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46】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上海市委认为内容不妥,责令导报撤掉这篇报道,导报没有执行,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总编辑钦本立【47】的职,据说江泽民【48】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当时正处在学潮闹得热闹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不仅导报工作人员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简单,而且时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也不再说什么了,既不好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闻媒体,只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5月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5月10日,江泽民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江泽民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
   
   这些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了解到4·26社论引起学潮升级,各界上街游行;我为了平息学潮采取了上述方针。而由于李鹏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论,甚至怕因此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挠、破坏,以致学潮拖延下来。这就是学潮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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