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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

导言: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
   
   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 鲍彤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 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 解决。
   
   全 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 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 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 驰之路。
   
   走 上了这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社 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 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 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 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 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 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 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 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 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 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 ”);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 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 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 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小平。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 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祥,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 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邓小平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但 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 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邓小平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小平抓生产,邓虽然不懂 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 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 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 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 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 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邓小平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小平尽了一个政工人 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小平,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 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 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 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 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 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 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 点。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 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 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 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 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 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 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进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为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 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 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字生林昭同祥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 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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