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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竊聽,我愛《竊聽風暴》

在極權時代前期,統治者又叫獨裁者,因為所有的統率治理由某一個人單獨裁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需要任何理由,也無需任何程序,任何一個現行統治的反對者,獨裁者可以任意處置包括處死。因為獨裁者是獨一無二的神之子,民眾對其極度敬畏,獨裁者的任何所作所為都是神聖不可懷疑的。到了極權時代後期,對於自己認定的“危險人物”,統治者可以不必掌握確鑿證據,而是隨便安上一種罪名把他們抓進監獄行刑逼供之後再找到“莫須有”的證據。這一做法的遮羞布只在於統治者必須為“危險人物”安上一個民眾能夠接受的罪名,於是審判的偷換就此產生,統治者的指控變成民眾的指控,符合統治者意願的行為成為符合民眾的行為,而統治者反過來會說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才采取這些手段的。無論罪名如何不實,無論邏輯如何偷換,既然抓進監獄,那麽受到處置就“合法化”了。在後極權時代,這樣簡單粗暴的愚弄顯然低估了大眾的智力,先有證據然後才能指控成為一道令統治者無法繞過去的“程序正義”門檻。有了確鑿證據來指控“危險人物”的確顯示了某種“正義”;但是,采用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和罪惡手段來取得證據,這種取得證據本身即是非正義的,這一點卻被民眾忽視了,而民眾則被忽悠了。可見啟蒙始終只能處於正在進行時態,因為愚民一直處於正在進行時態,這兩者的較量已經過了數千年。
   不讓當事人知曉的監視和竊聽,就是一個在“正義”的名義下而進行的一個“非正義”的恐怖行徑。一個被監視和被竊聽的國度,其實就是一座無形的牢獄。生活在這樣的國度,所有的國民隨時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犯人。獲得2006年度第79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德國電影《別人的生活》(Das Leben der Anderen,英譯名 The Lives Of Others,中譯名《竊聽風暴》)就揭示了德共領導下的東德監視和竊聽自己的國民的罪惡,同時又展現了良知戰勝罪惡的光輝。1961年東德為了阻止本國公民向西德逃亡而在它的柏林管轄區界限上建造的“柏林墻”於1989年11月9日訇然坍塌,1990年東德極權帝國的大廈土崩瓦解,以東德並入西德的方式實現了兩德的統一。這絕不是偶然的。
   國家是什麽?怎麽來的?按照盧梭著名的“社會契約”觀,國家本來是根據國民的契約而形成的一種公共管理組織,它受制於國民並為國民服務,“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第23頁,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這裏就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國”後於“家”而存在。恩格斯在考察了家庭、氏族和國家的產生後,得出的結論是:“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74頁,第17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可見,恩格斯也主張“家”先於“國”而存在。我們通常說國家國家,似乎是先有國後有家,但是盧梭、恩格斯早已明白地告訴我們,是先有家後有國。其實,也用不著盧梭、恩格斯來告訴我們這一點,這本來應該是常識。可是前些年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說句心裏話》卻大聲高唱“有國才有家”,這種思維觀念正如同很多年前的一條名言“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幹”(應該是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無水大河幹)一樣顛倒邏輯順序,與“國富民強”(應該是民富國強)一樣荒謬絕倫,然而它們居然流行了那麽多年,至今還在謬種流傳。無家不成國,國為家而立。但是現在,國家機器開始把國民列為潛在的犯人加以監視和竊聽,它不再受制於國民而國民卻不得不受制於它,它不再為國民服務卻一意統治和奴役國民,它背叛了自己的初衷,為立“國”而不惜毀“家”;它不再保障和衛護國民的人身與財富,而是力圖限制和剝奪國民的自由與安全。這樣的“國家”已經異化,已經走到了它的反面,它的法理基礎已經喪失殆盡。然而任何一種罪惡的存在都不會自覺自願地退出歷史的舞臺,越是缺乏了法理基礎的統治機器,就越是拼命地叫囂自己的合法合理,並越是依靠暴力手段來維護這種統治機器的非正常運轉。當然,在後極權時代,暴力手段越來越隱秘,越來越高科技,越來越文質彬彬,也就越來越令人毛骨悚然。也許所謂的後極權時代,更像是一個“集”權時代,是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控制權力、執掌國柄的時代。我們已見識了極權時代的前期、後期和後極權時代,雖然後極權時代已經在不斷流血的代價上比極權時代有所收斂,但是它們之間僅僅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區別,在專制的本質上並沒有絲毫改變。說到底,極權專制統治最終所把持的是對民眾利益的瘋狂攫取,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對民眾精神進行奴役的恣意快感。攫取欲與快感保證了罪惡的統治機器不可能自掘墳墓,那麽只有通過外力才能把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在《竊聽風暴》中,促使極權帝國大廈土崩瓦解的有三種人:軟弱的受傷害者西蘭德,覺醒的抗爭者德雷曼和勇敢的背叛者威斯勒。
   作為一位舞臺劇演員,著名劇作家德雷曼的妻子,西蘭德不得不屈服於文藝部長烏諾的淫威,成為供其淫樂的工具。文藝部長告訴她:“我覺得你還是不抵抗為好,只要你配合得好就早點讓你回家。”這種肆無忌憚的占有暴露出極權統治者們的快感,被占有者由拒絕到屈服會加深這種快感的程度。烏諾對西蘭德的占有,說明極權統治者不但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奸汙了他的臣民;而西蘭德對烏諾的屈服,則說明對極權統治的妥協只會招來更大的屈辱,因為極權的本質即在於不斷使權力達到最頂點,它是得寸進尺的,貪得無厭的。西蘭德純樸、軟弱的性格在被審訊時進一步表露無遺,她天真地相信與極權統治合作就能保護他們愛情的安樂窩,於是招供了她丈夫藏進口打字機的地點。可是,就在國安組織斯塔西(STASI)分子們按照她的招供到她家裏來搜查進口打字機時,她的丈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知道自己在丈夫眼裏成了告密者、背叛者,她的精神崩潰了,她一路狂奔出家門,沖到大街上,被一輛疾駛而過的汽車撞破了腦袋。西蘭德為自己的屈服、妥協與合作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最終以一死贖回了自己的軟弱,贏得了生命的尊嚴。西蘭德的悲劇意在說明,向極權統治屈服、與極權統治合作,其結果只能是喪失做人的尊嚴,像狗似的屈辱地活著。在極權統治下,欲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營造幸福窩是絕不可能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極權統治的觸須會伸進每一個隱秘的角落。對於像西蘭德這樣的軟弱的受傷害者,極權統治者是比較喜愛的:你屈服了,妥協了,合作了,很好;你不想合作了,是你自己死的,不用我們動手,很好;我們不給你安上自絕於人民的罪名就算是對你天恩浩蕩了;如果你還遺留下子女,雖然在求學、就業等方面對他們有所限制,但我們不搞株連,不把他們打入另類,這就是人道主義中的革命人道主義了……

   德雷曼是被逼上梁山的。作為一名奉公守法的作家,他雖然感到壓制的無奈,但是他既不願與極權統治合作,也不想反抗這種極權暴政,息事寧人的心態使他盡可能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好公民。然而極權統治奉行的是這樣一種邏輯:是我族類即是我的臣民,亦即是我的奴才;非我族類即是我的敵人,不歸順者必欲消滅而後快。這種二元對立的邏輯把既非臣民又非敵人的中間人士推到了它的敵人一邊,無形中自己制造了自己的敵人。於是假惺惺的“程序正義”催生了“竊聽”,帝國的觸須伸進了它可能的敵人的日常生活中。其實,這種對於自己臣民純潔性的要求,這種把可能的敵人變成真正的敵人的邏輯,恰恰證明了極權統治的免疫力極為低下,證明了它自身恐懼的極為強烈。索爾仁尼琴在《第一圈》中,描寫了極權統治下的每一下級官僚在上級官僚面前惶惶不可終日的醜態,而作為極權統治的最極端的斯大林也整日生活在恐懼之中,他不僅年老昏憒,而且疑心極重,生恐有人對他下毒手。狗急了跳墻,兔子咬人急不過,說明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哪怕是無法做到的事情也得拼命去做,哪怕是弱者也會選擇反抗。極權統治把安分的良民逼到自己的對立面,逼得良民們做成了他們原本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主義生產了自己的掘墓人一樣,極權統治的草木皆兵全民防範看似在鞏固自己的統治,實際上卻也是在生產自己的掘墓人。自己的妻子不得不屈從於文藝部長的淫威,德雷曼沒有想到反抗,他只是哀求妻子不要再接受文藝部長的蹂躪,直到此刻,他還在忍耐,還想著息事寧人。然而當他的好友著名導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聲”七年後終於不堪重負自殺時,德雷曼從艾斯卡的今天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不能再忍耐了,德雷曼終於選擇了反抗。他撰寫了揭露東德公民自殺現狀的文章在西德雜誌上匿名發表,把東德帝國的罪惡暴露於陽光之下。德勒曼覺醒的反抗過程越是緩慢和被動,就越是證明了極權統治的罪惡和愚蠢,就越是讓人們認識到這樣的統治存在的荒謬性。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孟子•公孫醜下》)作為斯塔西的一員,威斯勒本來是帝國觸須的一部分,是帝國大廈的支撐者之一,是獻身於帝國事業的忠誠戰士,如此全身心地把自己歸化到帝國的需要中去,以至於人到中年還是孤寡一人。這樣一個對於極權帝國無限忠誠的人,最終卻反戈一擊,成為一個既勇敢又機智、最堅定又強有力的背叛者,成為極權帝國既恨之入骨(如果知道了他的背叛)又無從懲治(因為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的背叛者,其典型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竊聽風暴》展示了三種不同的轉變。軟弱的受傷害者西蘭德從屈服、合作到以死謝罪,她的轉變是一個軟弱而天真的人的轉變。她的天真在於,也許直到臨死前她都沒有認識到極權統治的罪惡,她甚至並不清楚究竟誰該為她的死承擔責任。她的精神崩潰是因為她感到自己背叛了心愛的丈夫,受到了良心的譴責,她覺得自己只能以死謝罪;她把極權統治的罪惡背負到自己的身上,這是她的可悲之處。覺醒的抗爭者德雷曼的轉變是被動的,是被逼上絕路的,他最終認識到極權統治的罪惡,並拿起筆向罪惡宣戰。勇敢的背叛者威斯勒的轉變雖然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但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帶有潛在的主動性。從他不滿於文藝部長對西蘭德的淫樂,巧妙地通知德雷曼開始,他就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極權統治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要求服從,對上級的無限忠誠和無條件地服從。而威斯勒竟然還有獨立的自我,竟然還能作出自我的判斷,這就註定了他不可能永遠成為帝國的觸須。於是,他以粉絲的身份勸說西蘭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他從德雷曼的家裏拿走一本詩集為心靈洗滌,他為德雷曼彈奏的溫柔的音樂所俘獲,他修改了竊聽報告,而原本是他主動請纓要求監聽德雷曼的,他趕在其他斯塔西人員之前轉移了物證——進口打字機,挽救了德雷曼。於是,竊聽變成了受教育,監控變成了保護,盡忠職守變成了徹底背叛。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沒有威斯勒的背叛,沒有他的反戈一擊,帝國的大廈就將崩潰得緩慢得多。這是一種光榮的背叛,是從機器的零件向獨立的自我的艱難涅磐,是從極權殘暴的專制向人的權利的勇敢攀升,是從罪惡向人性的完美復歸。耶穌在《山上寶訓》中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節)殷海光曾借用前半句話贈給為民主自由而奮鬥卻飽受牢獄之災的雷震。威斯勒斷送了自己的輝煌前程,失去了分一杯極權專制統治羹湯的可能,但卻得到了天國,不僅是天上的天國,更是進入了人心中的聖殿。威斯勒從德雷曼的書桌上“竊”走的布萊希特的詩集中有這樣的詩句:“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我們頭頂著美麗幹凈的天空/一朵雲慢慢移動著/它是那樣潔白無暇/而只要你從心底裏相信/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是的,只要你從心底裏相信,人性的光輝就不僅僅在你頭頂、更會一直在你身邊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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