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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对共产党?这似乎是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你回答“是”,那岂不是说,从运动一开始,李鹏、陈希同就把运动定性为反党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按照邓小平指示写成的4?26社论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学生否认他们反党,要么是撒谎(或者说策略)、要么是被一小撮幕后操纵者所蒙蔽利用的吗?那岂不是说,赵紫阳在民运期间以及后来的录音回忆中坚持民运不是反党的说法,要么是天真是无知、要么是权谋是欺骗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八九民运不是反对共产党,如赵紫阳在他的录音回忆里所说“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问题是,一场发生在共产专制下的民主运动,不反共产党是可能的吗?不反共产党的运动还能算民主运动吗?例如4·27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拥护共产党”——这还能算民主运动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么复杂。我们知道,在学生方面,4·26社论发表前,学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过七条要求,其中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状况;允许民间办报,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所谓“十条”;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报道。接下来,学生们又成立了独立的学生自治会。照理说,学生的这些要求和做法,都是符合中国现行宪法的。学生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行民主、实行多党竞选,更没有要求共产党下台,所以,指责学生反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然而在中共当局方面,从一开始就咬定学运是“反党”,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权,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最知道他们的专制权力有多脆弱。共产党领导人很明白,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压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宝,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党专制就宣告瓦解,多党民主也就随之而实现了。

   问题在于,共产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例如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之下,皇帝高高在上,皇帝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各级官员也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人民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由于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充其量可以通过舆论等方式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但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也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的政策,所以整个国家仍然是不民主的。

   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制度在理论上标榜民主(它还声称自己是“最高度的民主”)。在理论上,共产党接受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概念。在中国,根据宪法,每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性别、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统统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中国,按照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也是要选举产生的,但是,共产党通过否定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民组织自己的政党,这就使得选举根本不成其为选举,从而使得“人民主权”沦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反过来也就是说,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民赢得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一旦人民可以发表不同政见以及组织不同的政党,假选举必然就变成了真选举,假民主就必然变成了真民主。简言之,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们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那就意味着他们同时有了真正的选举,从而也就有了多党制,有了真正的民主。

   正因为在传统专制下可以有自由而无民主,而共产专制之所以无民主是由于无自由,有自由则必然有民主,所以在共产专制下争取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提争取民主而只提争取自由:一旦自由到手,民主也就到手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八九民运毫无疑问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所以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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