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哀沈元(四)]
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哀沈元(四)


   
    十,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就在我闹辞职的时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补课”,接着讨论右派的性质和对右派的处理。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党委第一书记陆平为此在全校大会上作报告。陆平是一九五七年十月调来北大的。抗美援朝时,他是铁道兵司令,打瞎了一只眼睛,立有战功。归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任命陆平为北大副校长,他取代了江隆基,成为北大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因为江隆基被彭真指责为“右倾”,陆平为了纠江隆基的偏,就显得特别的“左”。马寅初辞职后,一九六○年陆平升任为校长。
   
    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属于敌我矛盾﹐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得很﹐可以宽大为怀﹐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自反右以来一路高唱“向左”进行曲,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少人一时还难以接受。所以,陆平大讲“斗争从严,处理从宽”。为了说服那些激进的人们,他甚至说:“宽大了右派,实际上是宽大了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有利。”陆平作报告比江隆基吸引人,他常有一些个人特色的语言。他又说:“这次反右派是第一个回合,十五年内可能还会有几个回合。”这种说法,当时没有听到别人讲过。后来毛泽东讲“七八年来一次”,把大家吓死了。殊不知陆平早就讲过,十五年内还会有几个回合,只是他没有料到,在后来的回合中自己成了批斗对象。
   
    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反过来说,即使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模糊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我们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来在小饭厅东南角贴出一张大字报《右派不是敌我矛盾》。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精神﹐根据矛盾的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说明矛盾的性质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泽东的理论不能自洽。但这时人们本来对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还难以接受,林生早却说根本就不是敌我矛盾,这一下犯了众怒。林生早的大字报受到全校的围攻﹕《把林生早揪出来﹗》,《林生早是漏网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倾》等等。这时抓右派已经抓得红了眼。还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了得?早就“砸烂狗头”了。
   
    又要把一个人推下火坑吗?这一次﹐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顶住。把我们全班说成“思想右倾”,打击面太大了﹐结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绪﹐向上级汇报﹕林生早出身于贫下中农﹐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不会反党。他的大字报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过。上级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这是上级的“领导艺术”。全校对历史系﹑对史三(一)﹑对林生早本人都有不小的压力。如果上面怪罪下来﹐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如果没有人追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了。
   
    林生早也是423号房间的成员﹐平时爱发怪论。本性难改﹐反右派过了关﹐一九五八年又跳出来﹐贴了一张引人注意的大字报《上课神疲论》﹐批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的看法颇有见地﹐但矛头向上﹐总是冒风险的。幸而没有赶上什么政治运动﹐否则又是否定“教育革命”之类的罪名。
   
    八十年代﹐林生早当上了汕头市的教育局长。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特备礼物到南京来看我。当着我的面﹐他对别人说﹕“当年全校都说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党支部书记的点头和摇头之间。”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么摇头也不行。你是沾了贫下中农的光。”
   
    林生早的大字报风波平息后﹐讨论班上的右派的处理。黄友钊已经遣送回乡﹐不用讨论了。沈元﹐是属于“极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时大部份“右派分子”早已划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六条﹔“右派分子”中的四种情形则为“极右”。沈元被认为符合其中“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根据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议论。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孙敦新。讨论对他的处理比批判还热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为他说好话﹐一致同意给他最轻的处理﹕戴上帽子﹐继续留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徐州。八十年代为“右派”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人。
   
    当时公布的数字是﹕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五百二十六人﹐“反右补课”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三人﹐总共六百九十九人。但一九八〇年为“右派分子”改正时﹐处理了七百一十六人。(1)中国的数字都是“参考消息”。实际尚不止此数﹐像我们班的黄友钊﹑孙敦新都找不到人﹐又无家属申诉的﹐属于不需要处理的一类。还有不戴帽子的“内定右派”﹑“实质右派”﹑“漏网右派”等等﹐总数应在八百到九百人之间。按一九五七年的在校人数﹐肯定超额完成了彭真下达的百分之十的任务。
   
    对右派的处理结束后﹐我坚决要求辞职。经多次软磨硬泡﹐上级才说可以指定另一位党员刘武生暂时代理支部书记的工作﹐还是不叫辞职。不管怎样﹐我可以不必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执行上级的指示了。
   
   
   注:
   
    (1)《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523页﹐下册﹐第8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十一,谁来写《儒林痛史》?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斋堂劳动教养。当上了右派,好像印度婆罗门教的不可接触 的贱民,谁都不理他了。临行时﹐我送他到大饭厅上车。他扛着铺盖﹐我帮他背着书包﹑提着脸盆。从三十斋到大饭厅的路上﹐两人无话可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是有话不能说。打官腔﹐非所愿。要是说些同情他的话﹐犹恐对他的“改造”没有好处。直到他上车﹐我才说了一句﹕“好好干吧﹐争取回校。”他的眼镜片后面﹐泪水汪汪。
   
    他们这一批到斋堂劳动的,由北大的下放干部带队,是不幸中的万幸。另外许多右派分子,被送到深山荒原、边疆绝域的劳改农场,由于被那些劳改干部认为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往往升格为“反革命分子”。口耳相传,得知一些北大学子的悲惨故事。
   
    中文系的林昭,先是被判处徒刑,就因为“抗拒改造”而遭枪杀。公安局还要家属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昭是侠女、烈女、圣女。
   
    物理系的刘奇弟,为肃反申冤而成了右派分子,当了右派分子不服又成了反革命分子,最后死于狱中。
   
    西语系的顾文选,也是从肃反对象到右派分子,又到反革命分子。刑满以后,仍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等于终身监禁。他因不堪忍受而逃离农场,去了苏联。被苏联遣返,与沈元同一批执行枪决。
   
    化学系的张锡琨,企图越狱,未成,被处死。
   
    哲学系的黄宗羲,被绑赴刑场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老守着,早点成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怜的“罪人”,自己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断送一生,还要教育后代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
   
    我真希望有一位大手笔,为中国知识分子写一部《儒林痛史》!
   
    沈元一去多年无音讯。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来找我。一进门﹐喜形于色﹐第一句话就是﹕“我摘了帽子了﹗”
   
    我倒了一杯水,让他坐下,慢慢地叙说别后。斋堂是山区﹐很穷﹔干活总是和石头打交道﹐很累。一九六〇年冬天﹐吃不饱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肿病。他怕死在那里了﹐不别而行﹐回到城里史家胡衕的姑妈家。后来他去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那些老头﹑老太太对他印象甚好﹐建议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问我是否可能﹖
   
    我说﹕“可能。庞卓恒﹑黄良元就在我的班上。”庞卓恒原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黄良元是全系团总支书记﹐他们就因为在“大鸣大放”期间伙同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而当了右派。他们和沈元一起在斋堂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回校继续学习。那时我已当了三年教员﹐正在给历史系四年级讲授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们就在我的班上听课。
   
    沈元一听﹐十分兴奋﹐说﹕“那我回校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只怕我当不了你的老师。”
   
    他以为我是谦虚﹐说﹕“你能当庞卓恒﹑黄良元的老师﹐还当不了我的老师?”
   
    他还记得我送行时说的“争取回校”﹐问我﹕“你能不能为我争取一下?”
   
    我说﹕“我帮不上忙﹐你自己到历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是历史系主任。
   
    他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他说﹕“周先生讲他不能决定﹐要我找教务处。”教务处的人对他说﹕“你们下去劳动本来是保留学籍的﹐三年期满就可以回校。你没有期满就逃跑了﹐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表示愿意深刻检讨﹐还是不能通融。
   
    他没有欢乐的情绪了﹐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走自学之路吧。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
   
    临行时﹐我送他下楼。他走到楼梯半中腰的拐弯处﹐抬起头来﹐向我微笑﹑招手。
   
    谁知这竟是最后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穿一件浅灰色上衣﹐里面是细格子衬衫。
   
   
   
   
   
    十二,“共妒”杀人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充份利用那里的藏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据北京图书馆的管理员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分特别引人注意。
   
    《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沈元对《急就篇》文本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人﹐一一指出他们的不足。他确实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恐怕王国维等人未必见过那么多的版本。从《急就篇》中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则渺无前人。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代社会的性质﹐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汉代存在着大量的奴婢﹐有人就认为是奴隶社会。沈元通过《急就篇》的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急就篇》把生产劳动的担当者划归另一类人﹐那就是被束缚于土地﹑承担租赋的“编户齐民”。所以﹐沈元认为汉代是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社会﹐奴婢不过是家内奴隶,不是生产奴隶,可以看作奴隶制的残余。一般的研究者都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解释汉代的奴婢﹐而沈元的新视角则是以汉代人的眼光来说明汉代的奴婢身分。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