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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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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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沈元(四)


   
    十,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就在我闹辞职的时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补课”,接着讨论右派的性质和对右派的处理。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党委第一书记陆平为此在全校大会上作报告。陆平是一九五七年十月调来北大的。抗美援朝时,他是铁道兵司令,打瞎了一只眼睛,立有战功。归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任命陆平为北大副校长,他取代了江隆基,成为北大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因为江隆基被彭真指责为“右倾”,陆平为了纠江隆基的偏,就显得特别的“左”。马寅初辞职后,一九六○年陆平升任为校长。
   
    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属于敌我矛盾﹐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得很﹐可以宽大为怀﹐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自反右以来一路高唱“向左”进行曲,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少人一时还难以接受。所以,陆平大讲“斗争从严,处理从宽”。为了说服那些激进的人们,他甚至说:“宽大了右派,实际上是宽大了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有利。”陆平作报告比江隆基吸引人,他常有一些个人特色的语言。他又说:“这次反右派是第一个回合,十五年内可能还会有几个回合。”这种说法,当时没有听到别人讲过。后来毛泽东讲“七八年来一次”,把大家吓死了。殊不知陆平早就讲过,十五年内还会有几个回合,只是他没有料到,在后来的回合中自己成了批斗对象。
   
    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反过来说,即使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模糊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我们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来在小饭厅东南角贴出一张大字报《右派不是敌我矛盾》。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精神﹐根据矛盾的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说明矛盾的性质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泽东的理论不能自洽。但这时人们本来对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还难以接受,林生早却说根本就不是敌我矛盾,这一下犯了众怒。林生早的大字报受到全校的围攻﹕《把林生早揪出来﹗》,《林生早是漏网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倾》等等。这时抓右派已经抓得红了眼。还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了得?早就“砸烂狗头”了。
   
    又要把一个人推下火坑吗?这一次﹐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顶住。把我们全班说成“思想右倾”,打击面太大了﹐结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绪﹐向上级汇报﹕林生早出身于贫下中农﹐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不会反党。他的大字报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过。上级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这是上级的“领导艺术”。全校对历史系﹑对史三(一)﹑对林生早本人都有不小的压力。如果上面怪罪下来﹐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如果没有人追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了。
   
    林生早也是423号房间的成员﹐平时爱发怪论。本性难改﹐反右派过了关﹐一九五八年又跳出来﹐贴了一张引人注意的大字报《上课神疲论》﹐批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的看法颇有见地﹐但矛头向上﹐总是冒风险的。幸而没有赶上什么政治运动﹐否则又是否定“教育革命”之类的罪名。
   
    八十年代﹐林生早当上了汕头市的教育局长。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特备礼物到南京来看我。当着我的面﹐他对别人说﹕“当年全校都说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党支部书记的点头和摇头之间。”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么摇头也不行。你是沾了贫下中农的光。”
   
    林生早的大字报风波平息后﹐讨论班上的右派的处理。黄友钊已经遣送回乡﹐不用讨论了。沈元﹐是属于“极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时大部份“右派分子”早已划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六条﹔“右派分子”中的四种情形则为“极右”。沈元被认为符合其中“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根据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议论。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孙敦新。讨论对他的处理比批判还热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为他说好话﹐一致同意给他最轻的处理﹕戴上帽子﹐继续留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徐州。八十年代为“右派”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人。
   
    当时公布的数字是﹕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五百二十六人﹐“反右补课”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三人﹐总共六百九十九人。但一九八〇年为“右派分子”改正时﹐处理了七百一十六人。(1)中国的数字都是“参考消息”。实际尚不止此数﹐像我们班的黄友钊﹑孙敦新都找不到人﹐又无家属申诉的﹐属于不需要处理的一类。还有不戴帽子的“内定右派”﹑“实质右派”﹑“漏网右派”等等﹐总数应在八百到九百人之间。按一九五七年的在校人数﹐肯定超额完成了彭真下达的百分之十的任务。
   
    对右派的处理结束后﹐我坚决要求辞职。经多次软磨硬泡﹐上级才说可以指定另一位党员刘武生暂时代理支部书记的工作﹐还是不叫辞职。不管怎样﹐我可以不必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执行上级的指示了。
   
   
   注:
   
    (1)《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523页﹐下册﹐第8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十一,谁来写《儒林痛史》?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斋堂劳动教养。当上了右派,好像印度婆罗门教的不可接触 的贱民,谁都不理他了。临行时﹐我送他到大饭厅上车。他扛着铺盖﹐我帮他背着书包﹑提着脸盆。从三十斋到大饭厅的路上﹐两人无话可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是有话不能说。打官腔﹐非所愿。要是说些同情他的话﹐犹恐对他的“改造”没有好处。直到他上车﹐我才说了一句﹕“好好干吧﹐争取回校。”他的眼镜片后面﹐泪水汪汪。
   
    他们这一批到斋堂劳动的,由北大的下放干部带队,是不幸中的万幸。另外许多右派分子,被送到深山荒原、边疆绝域的劳改农场,由于被那些劳改干部认为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往往升格为“反革命分子”。口耳相传,得知一些北大学子的悲惨故事。
   
    中文系的林昭,先是被判处徒刑,就因为“抗拒改造”而遭枪杀。公安局还要家属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昭是侠女、烈女、圣女。
   
    物理系的刘奇弟,为肃反申冤而成了右派分子,当了右派分子不服又成了反革命分子,最后死于狱中。
   
    西语系的顾文选,也是从肃反对象到右派分子,又到反革命分子。刑满以后,仍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等于终身监禁。他因不堪忍受而逃离农场,去了苏联。被苏联遣返,与沈元同一批执行枪决。
   
    化学系的张锡琨,企图越狱,未成,被处死。
   
    哲学系的黄宗羲,被绑赴刑场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老守着,早点成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怜的“罪人”,自己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断送一生,还要教育后代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
   
    我真希望有一位大手笔,为中国知识分子写一部《儒林痛史》!
   
    沈元一去多年无音讯。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来找我。一进门﹐喜形于色﹐第一句话就是﹕“我摘了帽子了﹗”
   
    我倒了一杯水,让他坐下,慢慢地叙说别后。斋堂是山区﹐很穷﹔干活总是和石头打交道﹐很累。一九六〇年冬天﹐吃不饱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肿病。他怕死在那里了﹐不别而行﹐回到城里史家胡衕的姑妈家。后来他去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那些老头﹑老太太对他印象甚好﹐建议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问我是否可能﹖
   
    我说﹕“可能。庞卓恒﹑黄良元就在我的班上。”庞卓恒原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黄良元是全系团总支书记﹐他们就因为在“大鸣大放”期间伙同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而当了右派。他们和沈元一起在斋堂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回校继续学习。那时我已当了三年教员﹐正在给历史系四年级讲授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们就在我的班上听课。
   
    沈元一听﹐十分兴奋﹐说﹕“那我回校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只怕我当不了你的老师。”
   
    他以为我是谦虚﹐说﹕“你能当庞卓恒﹑黄良元的老师﹐还当不了我的老师?”
   
    他还记得我送行时说的“争取回校”﹐问我﹕“你能不能为我争取一下?”
   
    我说﹕“我帮不上忙﹐你自己到历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是历史系主任。
   
    他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他说﹕“周先生讲他不能决定﹐要我找教务处。”教务处的人对他说﹕“你们下去劳动本来是保留学籍的﹐三年期满就可以回校。你没有期满就逃跑了﹐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表示愿意深刻检讨﹐还是不能通融。
   
    他没有欢乐的情绪了﹐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走自学之路吧。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
   
    临行时﹐我送他下楼。他走到楼梯半中腰的拐弯处﹐抬起头来﹐向我微笑﹑招手。
   
    谁知这竟是最后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穿一件浅灰色上衣﹐里面是细格子衬衫。
   
   
   
   
   
    十二,“共妒”杀人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充份利用那里的藏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据北京图书馆的管理员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分特别引人注意。
   
    《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沈元对《急就篇》文本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人﹐一一指出他们的不足。他确实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恐怕王国维等人未必见过那么多的版本。从《急就篇》中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则渺无前人。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代社会的性质﹐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汉代存在着大量的奴婢﹐有人就认为是奴隶社会。沈元通过《急就篇》的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急就篇》把生产劳动的担当者划归另一类人﹐那就是被束缚于土地﹑承担租赋的“编户齐民”。所以﹐沈元认为汉代是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社会﹐奴婢不过是家内奴隶,不是生产奴隶,可以看作奴隶制的残余。一般的研究者都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解释汉代的奴婢﹐而沈元的新视角则是以汉代人的眼光来说明汉代的奴婢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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