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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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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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沈元(三)

    七,抓水面以下的“鲨鱼”

    因反右派而延长了学期﹐一九五七年直到八月中旬才放暑假﹐九月初又开学了。新学期虽然按时上课﹐中心任务是搞运动。领导上说﹐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并不需要“钓”。现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特别是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鲨鱼”。深挖水面以下的右派的做法,先是在内部按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报上级批准﹔然后授意积极分子在会上公开点名﹐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最后是戴帽处理。中国法院的司法程序叫做“先批后审” 。反右派的程序是“先定后揭”。 我向上级汇报﹐我们班在全校“大鸣大放”后就团结一致了﹐现在挖不出右派来了。上级指出﹕“你们那里的沈元不是吗?《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向党进攻。”

    我说﹕“我们党员确实有错误和缺点……”

    “你当时不组织反击﹐是思想右倾﹐现在认识又上不去﹐是双料的右倾。”

    我怜惜沈元的才﹐想保护他过关。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当了右派就会被开除团籍﹐影响前途等等﹐谁能料得,竟在而立之年步入死亡之谷。 我不敢硬顶﹐想出了一条理由。那时有一项政策﹐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前转变立场的﹐可以不划为右派。我说﹐沈元就是属于六月八日以前有转变的﹐他对谭天荣﹑林希翎的演讲都是不赞成的。我强调六月八日这一条界限﹐上级却把界限从“大鸣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说﹕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表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早就是右派。(1)共产党常常违反自己的政策﹐无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监督措施﹐是否执行﹐无从保证。 我又心生一计。我说﹐423号房间的同学们都是站在沈元一边的﹐把他划为右派牵连太广了。我回去征求一下积极分子的意见﹐再在党内讨论讨论。这是缓兵之计﹐心想借口“讨论讨论” 拖下去再说﹐说不定就避过风头了。

    在我看来﹐沈元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定案﹐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郭罗基思想右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党员。接着积极分子就在会上公开点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为我“右倾”﹐上级直接“授意”了。

    且不说“右派分子”的性质如何﹐是不是“右派分子”由谁来判定?判定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审核的程序﹖没有。本人是不是接受,有没有申诉的程序?也没有。共产党的任何决策都是黑箱作业﹑幕后操纵﹐但又有“群众路线”的外观﹐说起来右派分子都是群众点名的。这种决策程序﹐制造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冤﹑假﹑错案又是难以纠正的﹐因为群众都被裹胁进去了。只有等到矛盾重重﹐威胁了稳定﹐再由党组织来一次运动﹐进行平反昭雪。而纠正冤﹑假﹑错案又成了共产党的功德﹐至于共产党如何制造冤﹑假﹑错案,那就不提了。这是比斯大林的肃反高明的地方。

    点了沈元的名就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每次开会都由我来主持﹐但每次会议都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动﹑思想上痛苦。这样﹐促使我去思考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并没有经过同学们的授权﹐为什么能够领导班级?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不是司法机关﹐为什么能够把公民裁定为“敌人”?我的政治经验告诉我﹐这种思考是很危险的﹐诸亲好友谁都不能讲。

    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这是历次运动的常规。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起来划清界限﹐使运动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心理防线完全瓦解﹐只能缴械投降。如果不划清界限或划不清界限﹐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就轮到他(她)了。

    有一天﹐东语系的一位女同学宋诒瑞来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学同学。她说﹐她也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过去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她递给我一大包东西。我知道这一大包东西的份量。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如日记﹑信件﹑笔记﹑草稿等等﹐可以从中找出“黑话”来。我在走廊里接过这一大包东西﹐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向厕所。我在厕所里脱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东西﹐回到房间就把它锁在箱子里。一个房间住六个人﹐众目睽睽﹐假如我一打开﹐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从学生宿舍到教工集体宿舍﹐都是与人合住﹐那一大包东西一直压在箱底。后来成了家才把它取出来。但我又不愿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触电一样﹐不敢碰它﹐从来没有看过。至今犹保存在南京家中﹐但愿有一天物归原主。

    我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将这些信件让同学们分析批判,沈元的问题会越搞越严重,所以不能公开。但锁到了箱子里,我又责备自己,隐瞒不报,是欺骗组织。想了又想,还是不能拿出来,否则,非但沈元的问题会越搞越严重,信中牵连到的人也将陷入罗网,说不定连宋诒瑞本人也难以幸免。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不交出来,对党不忠诚;交出来,良心通不过。最后,还是人性压倒了党性。我庆幸,在当忠诚的共产党员时,尚未泯灭良心。我后来之所以走上持不同政见者道路,也是凭这点良心。

    我将这一大包东西打了埋伏。这是冒风险的事,如果被人揭发出来,必是右派分子无疑。我担心沈元的交待会牵扯出宋诒瑞,班上的同学去找她了解情况﹐那就坏事了。我悄悄地对沈元说﹐宋诒瑞把你们过去的通信交出来了。他很紧张﹕“她怎么能这样干?”我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他的金鱼眼睛盯着我问﹕“会不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怎么不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就是私人通信吗?当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争相公布罗隆基和朋友们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沈元说的“我们”,可见是一批人。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这些信件现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宋诒瑞﹐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学的同学﹐考上清华﹐常有来往)等人。他是聪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数了。(2) 最后﹐对揭发批判进行总结﹐给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总结发言又是 落在我支部书记的头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讲一通套话﹐说是“沈元由于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以至堕落为右派分子”云云。上级在审查我的发言稿时说﹐不对!你认为他是从好变坏的吗?他是从坏变得更坏。所以不能说他是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变本加厉的过程。当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就怕上级说我“右”﹐只好听他分析。沈元的父亲在抗日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那时才三十多岁﹐想来是个能干人,修筑滇缅公路时因公牺牲。我的领导说﹕“他出身在反动官僚家庭﹐本质上就不好。你们班上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同学﹐有他那样的思想吗?” 我还有点不服气﹐我说﹕“沈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说﹕“沈元是不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无话可说。

    他问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发言稿?不同意就换人讲。”一搞运动﹐领导作风都变得雷厉风行了。那时我不像后来那样胆大包天﹐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我修改的发言稿﹐特别把“变本加厉”那四个字加了进去。开会发言时﹐我显得没精打采。同学们问我﹕你今天怎么有气无力?我说﹐身体不好!其实是心情不好。

    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接着就开除沈元的团籍。会上﹐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居然说﹐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和党支部书记谈一次话。这是当时人们“心向党”的表示。但他不知道﹐我也是自身难保。团支部委员詹婧韶转告的时候﹐我说﹕“好吧﹐你和我一起同他谈一次话。”我怕加重“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约詹婧韶参加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让她作证。我能谈什么?无非是“好好改造思想”之类的废话。我只能用我的眼神﹑我的脸色给他稍许安慰。

    注:

    (1)当时因翻译、传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差不多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直到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作出《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时,“不予改正”的根据之一,竟然还是“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自选集》第85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这家党委仍在一九五七年原地踏步。

    (2)林希翎也交出了她的日记和信件。她说:“因为我当时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们的问题的。那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种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和‘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过不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林希翎自选集》第50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

   

   

   

   

    八,党性和人性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反右派告一段落﹐进入“整改”﹐叫做第三阶段。按当时的解释﹐第一阶段是座谈鸣放﹐帮助党整风。毛泽东说﹐他提出的是“鸣放”﹐加上“大”字﹐变成“大鸣大放”是右派分子的发明。不料在鸣放阶段发生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插进一个第二阶段反右派。反右派之后﹐还是要回到整风﹐边整边改﹐这就是第三阶段。一九五八年四月﹐又提出一个第四阶段﹐党员个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思想。那时正在进行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接着又是大跃进运动﹐运动套运动﹐运动连运动﹐结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就不了了之。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整风运动应从反右派阶段转入以整改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他说:“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1)《人民日报》以《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为题发表社论,掀起了第二次鸣放高潮。据新华社报导,交通部在十一月一日进行整改动员报告以后,当天下午就贴出大字报一千二百五十八张,至十二日统计已贴出大字报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一张,平均每人贴了四张以上。将右派分子打下去了﹐再按右派分子提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中﹐党组织和干部又成了批评的对象,但特点是整下不整上,没有人再敢向“老和尚”提意见了。 我因为思想“右倾”﹐在“整改”时是重点对象。我作了几次沉痛的检讨。我本来就认为党和党员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我的发言中有代表党检讨的成份。就个人来说﹐我意识到我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一个是本真的自我。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那里主持会议﹐发表讲话﹐抓阶级斗争﹐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反右派﹐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同情右派。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党性和人性的矛盾。林昭提出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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